在高楼大院的那边，丽江城的尽头突然出现连绵的绿色田野，城市不断地被溪流分割。

丽江没有贫民窟。

城里没有供穷人居住的专门区域。

没有东倒西歪的单层建筑，没有用煤油桶、干草和包装箱拼凑成的茅舍，也没有简陋肮脏未铺砌的巷道。

没有伦敦的东区和西区之分，丽江的一个城区和另一个城区都一样地整洁高雅。

从喇嘛寺看丽江坝子和束河村

每户有自尊心的人家都养猪，然而猪圈与房屋的距离很近。

的确，猪在城里可以到处游走，然而它们很守规矩，是令人尊敬的动物。

它们会注意不要太妨碍交通，并且总是在街边最温暖的太阳地里睡觉。

猪粪很快就被人拾去作为田里的肥料高价出售。

猪似乎也懂得这一点，街道很少被弄脏。

这些非常聪明的动物，包括我的猪，一大早就离开家，到附近的草地上去吃草，或者在阳光下睡觉。

它们要到下午很晚才回来，哼叫着，试图用嘴拱开门。

无论何时主人提前需要它们，女主人（或是男主人）高叫一声"努——乃——"，总可以把它们吆回来。

正如在中国，猪是纳西人经济的主要依靠和骄傲。

在农村，当家里其他的所有人都外出时，猪是家庭妇女的好伙伴。

它总是哼得那么好听，两只小眼睛闪烁着，用嘴轻轻碰一下勤劳的主妇，点点头表示对她的同情。

丽江就是这个样子，街道铺砌整齐，用水非常方便，没有灰尘，没有臭味。

烧煮和取暖用栗炭和松木。

栗炭和松木是市场上的大宗商品，是村民们收入的可观财源。

明子——浸透松脂的松木碎片——是另一项重要商品，照明和烧火都需要它。

由于四周都是无止尽的松树林，任何村民上山找明子，带到城里去卖，都是非常容易的。

他们要么用马驮，要么由丈夫或妻子背。

清晨在城市上空，总有一股芳香的松木烟料袅袅升起。

丽江没有小汽车、马车或人力车。

不论贫富，不论将军或士兵，也不分社会等级，大家都走路。

百万富翁没有机会显示他的卡迪莱克轿车或罗斯罗伊斯轿车，没有一个汉族将军能驾驶他的高级装甲轿车从宁静的丽江街上轰鸣而过。

运动方式的一致对各阶层的人有一种奇妙的平衡作用，从而在人际关系上促进了真正的民主。

一个步行的长官或将军看起来不是那么令人生畏，难于接近，即使最低贱的农夫也可以随便亲热地向他打个招呼。

城外有通到下关的汽车路轮廓，是数年前修筑的，可是一直未能完工；一路上还没有桥，暴雨又冲毁了山区的许多路段。

这条道路是在中央政府的唆使下，由省政府开工修建的，可是，这个计划被纳西人通过他们在昆明的强权人物成功地阻止了。

纳西族还不想要太多的西方文明。

他们说汽车路给他们宁静的家乡带来的坏处比好处多。

正像下关一样，小小的丽江城会被伪装成小商贩、司机和机械师的成群的汉族骗子以及懒汉塞满。

本地的工商业会被激烈的竞争搞垮，家庭生活会被恶劣的影响破坏。

他们安宁自由的生活会受到汉族军事当局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干扰。

某种管辖形式可能会强加在他们头上，当然还有那一文不值的纸币。

唉，后来的结果表明他们说对了。

丽江人对西方并非无知。

他们当中许多人做生意到过印度和缅甸。

他们与昆明有频繁的商业联系，许多纳西小分队在中国军队中服役。

他们明确地赞成为丽江城及其附近农村修大型水电站，因为丽江没有电。

他们欢迎与昆明建立航空联系，可是不欢迎一条新公路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丽江没有大工厂，可是在最近几年里，随着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到来，小规模的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许多用手工进行毛纺、织布和编织的小工厂散布在全城。

漂亮的西式鞋袜和运动用品都用本地原料制成，陈列在许多商店里。

白族家具店能生产出任何东西，从麻将桌到相当现代化的衣橱都行。

成千上万的藏靴和鞍囊被生产出来，实际上真正的好藏靴不是在西藏生产的，而是从丽江运到那里的。

除了这些而外，还有红铜器、黄铜器和精湛的手工镂刻黄铜挂锁。

战争期间，由于通过西藏进行的巨额贸易和新发展的工业，丽江变得很繁荣，新的建筑物开始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处。

在我对丽江作初步调查的过程中，我发觉被介绍给我的人都可爱而热情好客，他们还为我举行过筵席和一次野餐会。

这样，当我接到正式任命时，我昂首挺胸向丽江城进发。

我如此急于投入到我体验过的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去，所以路途上的每次拖延我都感到焦躁，甚至最快的马帮也显得走得太慢了。

我完全确信，当我到那时，又会被友善和援助之手包围，我的工作像儿戏一样，可是天哪！我很快意识到我起初的印象是错的。

所有初到那里的外地人要想长期居住下去，不论他们职位高低，纳西人对他们都表现得好斗，不友好，适度的敌意，并且相当多疑。

我发觉接待一个过路客人是一回事，而要定居下来在他们当中工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们特别不相信像我一样从首都重庆来的政府官员。

他们总认为那些人来只为一个目的——调查他们的财产资源，悄悄作出附加税的建议或进行剥夺他们的特权和自由的改革。

他们认为每个官员都是来获取什么的。

而竟然有一个官员，他乐于给他们点什么，并且不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地帮助他们，这是不可思议而荒唐的。

他们想这个新官员想留下来，他是个高级军官，比县长还大，所以我们必须对他客客气气，但是不必过分热情，并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偷偷地阻碍他的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等他发觉自己处在困境中时，他会自愿离去。

这就是他们的推理。

之后很久我才充分认识到纳西人是多么狡猾。

纳西人绝不像某些作家所断言的那样，仍然生存在远离世界的角落里，是简单、无知、天真无邪的部族人。

可能的确有这样的部族存在，可是凭我长期生活在这个足够遥远的地区和我时常到东南亚旅行，我已得出如下的结论：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传奇式游记中所描写的可爱而又天真的土著。

在这些人中只呆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探险家和旅游者，是不可能准确地评估这些"大自然的孩子"们的气质的。

只有长期生活在他们当中，密切地与他们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遵循他们的风俗，人们才可能最终瞥见事实的真谛。

我到达后不久就清醒过来了。

幸运的是，有一段时间，我们被准许暂时住在洛克（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1884-1962），著有《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曾经住过的一个房间里。

洛克博士长期居住在这里，很受人尊敬。

在其他所有的住所都坚决而又礼貌地拒绝我之后，我意外地找到了那所闹鬼的房子。

后来我们费了很多周折才弄到了办公室设备。

本地木匠店里没有什么可买的，当我们请木匠给我们做办公桌和其他设计最简单的办公设备时，他们拒绝帮助我们。

经过艰难的努力和巨大的花销后，我们请剑川白族木匠做了办公用具。

下一步是争取最接近的邻居，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

这一步得到了顺利的发展，这主要归功于我的上海厨师老王。

老王是我带来的。

他是个高大强壮的伙子，满脸麻子。

像所有没文化的人一样，他很精明，此外他还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

可是他只会讲特殊的方言——上海话，这是长江北岸汉族的方言。

他被马帮旅行和西部地区的"野蛮"人吓得头昏眼花。

以前他只是通过冗长不堪的传统京戏《西游记》（到西域旅行）对西部地区有一知半解。

当我们在这所闹鬼的房子里安家落户的时候，他非常不高兴，听到一点嘈杂声就吓得发抖，预想有一天会被两个恶鬼掐死。

晚上睡觉前，他在每个房间角落里插上燃烧的香柱。

相貌威猛、身穿兽皮的山地人，腰间挎着大刀来回于四方街，都会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不过看到我们都没有被匕首刺死或遭当头棒击，不久后他就鼓起勇气开始外出了。

绝大多数纳西人都会讲点汉语，可是直到我离开丽江时，他们都不断地跟我说，他们从来都听不懂我的厨师在讲些什么。

然而他毫不气馁地说了又说。

他滔滔不绝，尖声叫喊，以致当我从城里回来时，我能在小山顶上听到他的声音。

他经常访问邻居，跟小孩说话，给他们小礼物，很快气氛就融洽了。

邻居们开始随便来访，早上来要个火，借这借那，或只因好奇而来。

后来他们会从园子里采几个桃子带来，或带几个洋芋、一束野花或玫瑰。

不久我们和他们就互相熟悉了，他们知道我们是谁，是干什么的。

最后我们深感自己是乌托村人了。

沿街下去，在标明城区边界的大门前，有一所装饰堂皇的大院。

主人是一个白族富商杨先生。

杨先生由于长期生活在丽江，已经把自己当作是纳西人了。

他有很多儿女。

他自己早就退休了，不过他的两个儿子在大街上各自开了棉纱商店，生意很兴隆。

他们在下关、昆明和拉萨都有分店。

杨先生的二太太生的两个男孩在上学。

我的厨师和这两个做生意的儿子成了要好的朋友，很快我被告知杨先生想和我认识。

一天早上我就去登门拜访。

他是个清秀的老人，魁梧庄严，一副贵族相貌，蓄着花白长胡须，一身完全是汉族绅士的穿着，长袍加黑丝绸马褂，头戴一顶有一个红纽扣的黑色瓜皮帽。

他从坐着的轮椅里站起来向我打招呼。

那是在院子里，空气中充满了花香，大理石台阶上摆着一排又一排盆栽的罕见兰花、报春花和矮牵牛花。

到处是玫瑰花和其他开花灌木，大理石镶砌的池子里和玻璃缸里养着非常漂亮的金鱼。

我被待以茶和特制的酒。

老人抽着长杆白银烟斗，呷着茶，慢慢地、默默地打量着我。

我们轻松地交谈，然后我提到我丽江的使命。

他听着，可是没说什么。

不一会儿我起身准备告辞；杨先生也站起来，轻轻地扶着我的手肘，领我进入一个大厅。

一张圆形的大理石桌上摆开了丰盛的筵席，有象牙筷、银酒壶和银酒杯。

他的儿子和孙子们进来了。

我说我初次来就被设宴款待太过意不去了，可是他轻轻地把我推到一张椅子上坐下，大家就开始吃饭。

房间用中国古老的诗词画卷装饰得很优雅。

所有家具都是黑檀香木做的。

架子上摆着稀有瓷器，镶嵌绿松石的藏族铜壶和一个明亮的黄铜香炉，从中冒出股股香烟，袅袅上升直达描龙画凤的天花板。

杨先生喜欢我，邀请过我许多次。

有时是正式的宴会，招待一两个高僧贵客，其他则是节日筵席，有一次是他的一个儿子的婚礼。

通常我们只是在一起交谈丽江和它的人民，本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在远方仍然进行中的激烈战事；他时常会送我礼物，一些水果、稀有的精美食品或大块鲜猪肉。

我们的友谊高雅而持久。

我们心心相印无需多言，我们满足于舒适地休息，享受小花园中的宁静。

他早就察觉我是个道家，而他自己通过长期的生活经历，对道教已达到娴熟的程度。

几年后的一次拜访期间，他带我到房背后，给我看一只单独喂养的小猪。

"这只小猪是特为我的葬礼养的。"

他说，并抿着嘴轻声地笑。

然后他带我到一个闲置的角屋去，把门打开，给我看一口结实的棺材，最近才漆好的。

我感到很难过，可是他却微笑着。

一年多过去了，我去了趟昆明，一个月后才返回。

当我步入房中时，我的厨师很激动。

"杨先生一直在问你哪天会回来。"他告诉我。

"他明天会邀请你吃午饭。"他补充说。

第二天我走进老人的家时，有种不祥的预感。

见到我他很高兴，可是我察觉他很虚弱。

他脸色带奇异光辉。

他的两个大儿子服侍着他。

"你走后我就病了。"他招呼我说。

他邀请我去看猪。

"可是我虚弱得走不动了，"

他说，"我儿子带你去看猪。"

猪已长得好大，已是一头特别肥大的牲畜。

"我的儿子们日夜守护着我。"

杨先生轻声地说，不过我知道这是多么不吉利。

老人用枕头支撑着，虽然他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我们还是吃了顿团圆午餐。

那次告别是感人的。

"又见到你我很高兴，"

老人说，"再见吧！或许我们不会再相见了。"

他无力地握着我的手。

第二天中午我的厨师冲上楼到我的房间。

"杨老先生死了。"他冲动地宣布道。

我十分惊愕。

老王松开舌头，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他过世的许多细节。

似乎是老人突然觉得他已经不行了。

他家里人围在他身旁，给他穿上礼服长袍。

然后他镇静地向众人说话。

然后他躺下来，头靠在枕头上，向他儿子招手。

当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儿子放一枚小银币在他舌头上。

他很快就入了棺。

按照纳西族风俗，当一个人要断气时，必须很快放一枚银币在他的舌头上。

如果不这样做，这人将永远不能进入他先辈们居住的天堂。

因此当一个人生病了，身体虚弱或很老时，总有一个家里人在床边日夜看守。

家里人轮流看守，老人过世时不在面前的儿女将遭受灾难。

由于此种信仰，在事故中暴死或战死被认为是一种灾难。

这些不幸者的亡魂注定要永远游荡在炼狱中，直到举行了特别而又破费的东巴仪式后，才能确保他们进入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