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王朝文在湄潭观看了一部豫剧电影《唐知县审诰命》。剧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深深触动了他。心中苦苦思索多日的难题仿佛在一夜之间迎刃而解，王朝文不再犹豫，在心中暗下决定，一定要在省内推行包产到户。

这在当年的贵州，算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王朝文明知道压力巨大，可是为了让政策的红利充分落到农民的头上，而不惜用自己的政治前途做为代价。事实证明，他的抉择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王朝文的故事。

1930年，王朝文出生于贵州省黄平县。他的父亲是私塾先生，王朝文在父亲的课堂上，完成了启蒙教育。王朝文天赋不错，求知欲强，对于文化知识与生俱来的兴趣。小学毕业后，王朝文读的是免费的师范学校。

贵州解放的时候，王朝文结束了学业，他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徒步来到镇远找出路。在镇远的干校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王朝文豁然开朗，感觉自己找到了人生的追求，他要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为祖国为人民奉献青春。

1951年，王朝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干校毕业后，他被安排在黄平县四屏区委当干事，从事团工作。王朝文信仰忠诚，对于中央的决策指示认识比较透彻，在实际工作中，他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坚持一切以群众需求为根本出发点的原则。

1956年，他被组织上任命为黔东南自治州委书记处书记。五十年代末，全国舆论充斥着“大跃进”的浮夸报道，社会风气出现非理性的扭曲。只有二十几岁的王朝文敏感地注意到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他出身农家，了解贵州地区的实际农业生产状况。

对于亩产“上千斤”甚至“上万斤”的现象，他不理解，也无法认可。虽然如此，他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摆脱农村落后面貌，还是高度赞同的。在日常的工作中，王朝文给自己增加了任务，在实践中探寻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在特殊历史时期里，王朝文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离开了工作岗位。直到1969年，才逐渐恢复了工作。

七十年代初期，王朝文出任贵州团省委书记。这一时期的政治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王朝文既要开展工作，又要承受时不时的非正常因素影响，这些困难都被他以老党员的觉悟扛了下来。经过5年的努力，贵州省的团员数量增加了三分之一，达到87万人之多。

1980年，50岁的王朝文出任贵州省委书记（相当于副书记），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站在这样的高度上开展工作，王朝文又回忆起了多年前的“大跃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一定要得到提高，但是不能重蹈覆辙，他给自己的工作定下了实事求是的铁律。

当时的年代，中央刚刚定下改革的方针，作为偏远省份的贵州，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尚存疑惑。包括省政府领导在内的多数人，都对“包产到户”这种新鲜的生产模式认识不足，甚至提出应该予以纠正。

王朝文起初也是带着怀疑和担忧的，但是他没有草率地制定政策，而是深入到最基层的农村生产单位，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对于他的到来，朴实的农民说出了心里话：你支持包产到户，以后有人整你，我们替你喊冤平反。

农民对于改革农村生产方式的呼声如此强烈，大大出乎王朝文的意料。经过大量的座谈走访，他掌握了第一手的信息和资料，回到省里后，他立即向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做出汇报。在池必卿的支持下，王朝文领导制定了贵州省新的包干到户政策，为贵州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彻底扫清了道路。

1983年，王朝文当选为贵州省省长，他是我国首位苗族出身的省长。1998年，王朝文进入中央工作，担任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朝文在全国人大的工作，主要以建立健全国家在少数民族方面的政策法规为主，2000年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就饱含着王老的心血。

如今，王朝文已经是93岁高龄的老人，他选择在老家贵州定居。每当他出现在公开活动中时，人们总会亲切地称呼他一声“老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