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作者榜#揭秘大别山战役失败真相：粟裕成替罪羊，掩盖高层责任！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次重要行动，也是刘伯承和粟裕缘分的开端。在这个初涉征途的年代，刘伯承担任起义军前敌委员会参谋团的参谋长，而粟裕则肩负着警卫班的班长职责，保护着刘伯承等人。尽管他们的级别相差甚远，但这次起义成为两位将军终生的纽带。
南昌起义的失败并没有阻碍刘伯承追求军事事业的步伐。相反，他踏上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求学之旅，在那里接受了深厚的军事理论和实践训练。1930年夏，刘伯承学成归来，在上海工作了两年，为周总理处理军中事务尽心尽力。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在中央苏区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2年1月，刘伯承被派往中央苏区，担任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委，成为了革命根据地军事力量的关键领导之一。与此同时，曾在红四军担任参谋长的粟裕也被调到学校，担任学员队大队长。
淮海战役的筹备阶段，中野和华野接到了组建总前委的命令。1932年12月17日，总前委在华野总指挥部召开第1次全体会议，将帅们齐聚一堂。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刘伯承和粟裕再度交集，为即将展开的淮海战役准备充分。这次相遇不再是学校的短暂相处，而是在共同的任务和责任面前展开更为深入的合作。
在1947年8月底，深藏大别山的刘邓南进大军。在高速行军的同时，他们面对追捕的国民党军，勇敢地展开迎击。然而，刘伯承在这关键时刻敏锐地察觉到身后国军的增多，一种不寻常的紧张感涌上心头，仿佛后方出现了严重问题。
在这危急时刻，刘伯承意外地展现出了他性格敦厚温和之外的另一面。他选择留在后方，与十一纵司令王秉璋和政委张霖一同发出急电，向华野陈唐兵团告急。这个举动显示出刘伯承的深谋远虑和对战局的敏感洞察，为整个战局的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也再次证明了他与粟裕等将军之间扎实的合作基础和默契配合。
在急电中，刘伯承的言辞异常强硬，斥责之辞甚至有些越过界限。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大别山前线战局的严峻认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在面对紧急状况时能够果断采取行动。这次急电中，他不仅直言批评陈唐兵团存在的问题，更直指华野领导层中的陈士榘和唐亮，着重指出了他们在作战方针上的错误。
刘伯承一向以温和的性格著称，因此这次突如其来的强硬言辞让人瞠目结舌。然而，这也表明了他对大别山前线战局的极度忧虑和对战略决策的强烈反应。刘邓大军当时陷入了危机之中，刘伯承的紧急斥责是他对军事现实的敏锐洞察，为即将面临的困境做出的一种应对。
刘伯承和邓公在征得将士的意见、反复商议后，决定服从中央的安排，毅然挺进大别山。在这之前，邓公已经做足了困难的准备，明确指出可能面临的三种情况。
实际情况比预想的更加艰难。首先，从鲁西南前行到大别山有千里之遥，部队疲倦，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迁移，身心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同时，速度要求快，以防敌人追击，为士兵们增加了额外的压力。
沿途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尤其是黄泛区，被战士们戏称为“死亡区”。这片区域广阔而险恶，充满着淤泥和陷阱，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地迈过。在这样的环境中，许多战士并非因为敌人的炮火而失踪，反而是在自然界的围追堵截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场战斗的艰难之处不仅在于敌人的威胁，更在于这是一场缺乏后方支援的战斗。长期以来，我党一直依赖党的群众路线，到达某个地方就发动当地群众提供兵源和粮食，这被认为是取得胜利的关键。然而，刘邓抵达大别山后却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群众工作无法展开。
首先，过去的土地改革方法难以实施，因为土豪可能隐藏在普通百姓中，而百姓们心存疑虑，不再信任部队。即使钱财分发给百姓，他们也选择将其归还地主，因为他们认为刘邓大军迟早会撤离，而他们需要在这片大山深处度过余生。
其次，面对蒋军的全方位围歼，刘邓大军缺乏后勤补给，而正值寒冬季节，战士们频繁挨饿受冻，勇士们在山林风雪中浴血奋战。这是一场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的生死斗争，让人难以想象刘邓大军是如何坚持过来的。
亲历这次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士回忆说，这是最艰难的一次经历，甚至比当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困难。在这场艰苦的挣扎中，他们不仅经历了身体上的痛苦，更是心灵上的考验。
一个惊心动魄的数字无情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当刘邓大军准备出发时，拥有12.4余万战士，而在离开大别山后，只有5.86万人幸存。这串数字悲壮至极，更令人痛心的是，大部分战士是在与自然环境的残酷斗争中不幸牺牲。
这一惨痛的结果引发了人们对于这次行动的质疑：为何刘邓大军要跃进千里，只为来到物资匮乏、人民基础薄弱的大别山？亏损了如此众多的战士，这真的值得吗？
在这次失败中，责任的分配变得复杂而严峻。粟裕默默地背负起黑锅，而刘伯承则怒斥陈唐，引发更大的风波。毛主席对华野援助刘邓失职大发雷霆，然而，他没有发电指责陈粟谭，而是抓住了宋时轮十纵北撤黄河的问题进行指责。陈毅对此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在十纵进行口头教育和鼓励，不愿盲目打骂自己的孩子，即使他们再犯错。
粟裕心中早已有了打算。他选择压住这封电报，没有向刘邓方面解释，反而默默地承担了指挥不到位的责任。
毛主席通过一系列的电报，不断督促陈毅和粟裕到鲁西南指挥，实际上是在催促粟裕，寄望于他能够扭转大别山的局势。8月30日，毛主席的电报明确表示，刘邓在大别山的处境非常危险，要求陈唐主动歼敌，粟裕等立刻渡河，共同配合刘邓。
对于粟裕而言，策略上的障碍已经被打通，他清晰地理解了下一阶段的任务。因此，八月底，粟裕率领六纵和特纵来到鲁西南，与华野一、三、四、六、八、十、广纵以及王秉璋十一纵集结，形成了强大的军力集中。
在1947年8月30日，陈毅和粟裕下达了华东野战军的作战命令。为引诱整编57师上当，陈粟采取了巧妙的战术，指示第1、第3纵队故意表现出“北逃”的样子，诱使敌人往北追捕，同时第4、第8纵队及晋冀鲁豫第11纵队尾随往北。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机关、第6、第10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向南快速推进。
在接下来的近一周时间里，各方部队起早贪黑，不辞辛劳地执行计划。国民党军队调动优势兵力紧追不舍。由于敌军错误判断，认为我军已经陷入困境，因此他们大胆地追捕，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专门为他们设下的陷阱。
这一点在战争结束后，敌整编57师被俘的将领们才恍然大悟。
到了9月7日，在第1、第3纵队的引导下，敌整编57师与整编第5、第84师之间拉开了20余公里的距离。华野外线兵团的8个纵队实现了集中兵力围绕敌人的战术布势，使得敌整编57师已经成为瓮中之鳖。
面对这一有利的局势，陈毅和粟裕毫不犹豫，临危不惧，下令各路部队发动进攻，实施南北夹击。在长时间的激战之后，我军成功将敌军包围于沙土集地区，并持续缩小包围圈。到了9月8日18时，我军发起了最后一波进攻，成功俘虏了整编57师师长段霖茂以下7500余人，毙伤2000余人。
9月9日，陈毅和粟裕向军委报捷，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庆贺西兵团，强调此战“歼灭五十七师全部”对整个南线战局的发展趋势有着非常大的意义。
沙土集战役是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在处于被动不利局面下，通过积极主动调整和分散敌人，集中较大优势兵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场攻坚战。这场胜利不仅在战争中造成大量杀伤和威慑敌人，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战局，再次夺回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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