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这是李白在见到杨玉环和唐玄宗后为两人所做的一首诗，但是最后，杨玉环的结局却是悲惨的死在马嵬坡。
李隆基作为唐朝国力最强的皇帝，后宫佳丽三千人，个个都是温婉贤淑，但是对于杨玉环，李隆基却有不一样的宠爱。
最出名的便是为了杨玉环能吃到新鲜的荔枝，不惜跑死八匹马。
可是李隆基为什么这么宠爱杨玉环呢？那在历史上，杨玉环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唐诗中的杨贵妃唐代的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朵繁盛奇葩，贵妃是唐诗中最重要的题材之直接写杨妃的，间接写杨妃的，涉及杨妃的，数量颇多。
在《全唐诗》中，单是以马嵬、华清宫、骊山等地点为题的，以霓裳为题的，以玉环、太真、杨妃及其青冢、香囊和琵琶为题的，还有以荔枝等为题的就多近百首。
而生活在盛唐及其后的唐代诗人，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大多写过杨玉环或者有所涉及，这与唐代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思想兼容并包，文化上中外融合，创造了对文化发展极为有利的环境。
盛世造就的士人充满着进取精神、开阔胸怀、恢宏气度，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创造力，也给文学带来了昂扬的精神风貌，创造了被后代一再称道的盛唐气象。
同时，它也经历过安史之乱这样一场空前战乱，在士人面前展开了杀戳破坏、颠沛流离、灾难深重的生活。
大繁荣与大破坏都经历过了，然后是力图中兴而始终未能的振作。这样丰富的生活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有的。
多样多彩的生活，为文学的发展准备了丰厚的土壤，为文学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题材，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增添了他们的激情，让他们不得不歌吟。
而杨玉环，她那特殊的身世经历，她那独受专宠的罕见，她与李隆基的不同凡响的帝妃之情，她那悲惨的命运和结局等等，都深深吸引了唐代文学家们。
祸国妖妃的一面杜甫的《北征》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最早对杨妃进行直接评价的诗作。
诗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姐。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把杨玉环比作褒姒妲己，盛赞马鬼坡逼死杨玉环的政治意义。此处无疑是把杨玉环作为祸国的妖姬对待的。
但是，同是这个杜甫，还写了《丽人行》、《哀江头》、《解闷十一首》等几首与杨玉环相关的诗，而感情色彩却不尽相同。
《丽人行》鞭了杨氏一门的腐朽奢靡，对杨氏一门所为颇为不满，但是却没有将矛头直接指向杨玉环。
《哀江头》和《北征》作为两首第一次描写杨妃之死的诗篇，情感也是大为不同前诗中，“昭阳殿里第一人”，“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写出了作者对于杨妃之死的无限怜惜和对人生的无限感叹。
而时隔不久的《北征》却毫无怜惜之情，反而为美人的逝去拍手叫好后来的《解闷十二首》也曾叹惋“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
那么为何独有《北征》诗对杨玉环大加贬斥呢?这应当联系作者的处境而加以思考。杜甫创作《北征》时，广大民众都是深受战乱颠沛流离之苦，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往的开元盛世一去不返，人们把一切都归罪于杨氏家族，深深痛恨他们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灾难。
于是诗人盛赞陈玄礼诛杀杨氏家族的壮举，认为他铲除了奸臣宠嬖，挽救了大唐江山，对国家有再造之恩。
杨氏被诛，太子又北上主持平叛，让人们看到了国家复兴的希望。
所谓“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是也。这里，杜甫的政治目的无非就是为肃宗歌功颂德。
如果说前面的《哀江头》对李杨有哀怜之意，那是因为杜甫对唐玄宗还抱有希望，而今太子当政了，他为个人的政治前途，不得不调转笔锋。
在此，杨玉环成了诗人表达政治倾向的工具通过杜甫一人对杨妃的前后态度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随着政治的变动，掌握着话语权的男性作者，他们手中的笔如何落，将决定着被书写的女性形象得到如何定位。
可怜女子的一面张菁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女性形象研究》第五章第二节《唐诗中杨玉环形象的衍变》中，对杨玉环在不同阶段的唐诗中的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张菁这样评价晚唐的贵妃题材的诗歌:“诗家对杨妃往往持同情态度，想象贵妃的冤屈和愁苦，哀怜后妃的可悲下场，诗歌充溢着悲凉哀婉的色彩，语言则精致细腻凄美哀婉，以'红凄碧怨’和'调苦词高’为共同特征。”
张菁详细论述了晚唐诗人诗中的杨妃形象--哀怨可怜的后庭妃子。
慨叹杨玉环虽贵为皇上的宠妃，玄宗虽贵为天子，生死关头，天子却不能救自己的爱妃，玉环的命运甚至还不如普通人家的女子。
“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荤何由过马嵬。”对归罪于杨妃之说进行了大加嘲讽。
在晚唐，出现了对女色祸国论的反驳，可以说是男权社会在这方面对自我的一个省察。
之所以出现这种较为进步的观点，原因在于:这些文人们身处末世，心中充满着末世的凄苦惆怅，饱含着满腔的不满。
不再存有替皇帝开脱罪责的意识，而更多的是对统治集团的怨恨，因而凡是替统治者推卸责任的论调都受到了他们的质疑和批判。
可以说，反驳女色祸国并不是为了那些冤屈的女性伸张正义而是他们的时代处境和个人境遇所致，但无论如何，在客观上，给了背负祸国罪的女子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在性别观念上，是男权社会中，男人们自省的一个进步。
绝代佳人杨玉环中唐时期的贵妃题材诗歌的代表《长恨歌》，在开头就写了玄宗“在位岁久，倦于盯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垂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
这里的前提己经很明显，在杨妃出场之前，一代君王就己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开始走向衰颓了。
皇上见了分外高兴，“奏霓裳羽衣曲以导之”还授金钗锢盒给贵妃作为两人的定情之物。从此，帝妃二人“行同荤，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两人形影不离。”
而陈鸿写了贵妃的美丽之后，还谈到贵妃得宠并不全在美貌，还有她的聪明才智等都很合皇帝的心意。
写到这里，我们感觉到的都是作者对杨玉环的溢美之词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悟和贬损，至于后来，国忠“愚弄国柄”才引起了安禄山造反。
马嵬亭，六军不发，玄宗掩面让人把杨妃牵走。杨妃也一定是百般挣扎，作者用了“仓皇转”一词，写出了贵妃的无助和惧怕。
一代贵妃“竟就死于尺组之下”，至此，我们看到作者对杨妃之死，充满着怜惜之情。接下来，作者写了玄宗对于贵妃的思念。
方士寻访，得贵妃于仙山，暗示将来二人团聚。只是到了传记结尾，作者交待《长恨歌》创作的缘起和目的时写道：“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
后人大有以此为据，推《长恨歌》乃是讽刺主题，为政治服务的。
通过我们对陈氏文本的解读，我们听到的文本声音里，对于杨妃，不仅没有指责唾骂，而是充满着爱怜。
可以说，在传中，杨妃的形象塑造也没有任何丑化之处，而且开篇的玄宗懒于朝政和国忠弄权已经或多或少交待了祸乱的起因。
只是在结尾处发出了与文本内部矛盾的声音，愚见以为属于不同声音的同奏，出现了在文本内部的不和谐。
就整个文本看来，它的叙述空间绝大部分都是描写贵妃之美，贵妃之智，玄宗之爱，玄宗之痛和贵妃之思，笔调饱含赞美和怜惜，当是体现了叙述的权威倾向性。所以，传里的贵妃并不是乱阶，作者并没有把她归为祸水。
接下来，我们理解《长恨歌》就更容易摆脱传的束缚了。
总结杨玉环大多作为一个非政治性的人物存在和被看待，即使是安史之乱的受难者们，虽然牢骚满腹，也曾把杨玉环视为“祸水”。
但是最多不过是把她作为一个导致唐明皇荒芜朝政、杨氏家族骄奢淫靡的一个因素，并没有加罪于杨妃一人。
唐代的盛唐气象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唐代人格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唐王朝辉煌不再了，潜存在人们心中的辉煌和气度仍旧对广大的士人文人产生着潜在的影响。
因此，可以这样概括:杨玉环是唐代人心目中美好的贵妃形象，美丽多才而命运悲惨。唐人对她的态度也可以概括为赞美、欣赏、惜和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