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西征是红军为数不多失败的军事行动，远征西北的两万健儿伤亡大半，幸存者不到十分之一。而负责指挥此次西征的陈昌浩同志也历尽磨难，他好不容易从敌人的枪口下死里逃生，后来却又卷入到中共党内的政治风暴中，最终慢慢被“边缘化”，从红色革命的核心领导者转变为一名籍籍无名的中层干部。

陈昌浩是留苏的高材生，曾在莫斯科某大学深造过三年时间，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以及诸多军事理论。1931年，他被委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与徐帅、张国焘组成了著名的“铁三角”，三人联手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不得不说，陈昌浩的军事指挥才能极其出色，在1931年到1934年间，他与徐帅一起策划、指挥了诸多中、大型战役，数次给予反动派沉重打击，将鄂豫皖苏区的实控范围扩大了数倍，而红四方面军也趁势扩军，兵员人员一度从2万发展到10万，实力与红一方面军不相上下。

然而，在1934年下旬，红四方面军受“左倾”思想影响，在军事上愈发激进，竟放弃以往的游击战法，转而与国民党军正面接战，结果吃了大亏，部队损失惨重，皖西、豫南等苏区也接连被占领，这导致四方面军的活动范围大受限制，进退两难。陈昌浩见状，当即找张国焘和徐帅商议下一步作战计划，在经过一番深入交流和研讨之后，三人一致决定离开鄂豫皖，向川西进军，与一方面军会合，整合红色力量东山再起。

在此期间，张国焘野心膨胀，竟公然和党中央唱“对台戏”，意欲夺取革命队伍的最高领导权。在这个关键时刻，陈昌浩没能站稳立场，居然选择了偏向张国焘，此举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同时也为陈昌浩将来的失势埋下了伏笔。

1936年初，在共产国际的调和之下，张国焘最终选择了屈服，同意重新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不再搞“对立”。不久之后，四方面军便和二方面军一起离开四川，进入甘陕交界地带驻扎。当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经过反复商讨之后，决定抽调两万红军进行西征，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则由陈昌浩和徐帅联合执掌。

起初，西征行动一切顺利，红军很快便抵达预定位置。但没过多久，盘踞在甘肃、宁夏的反动派便集结重兵开始攻击红军，红军本就不熟悉西北的环境，且在人数和装备上处于劣势，因此在与敌人的交战中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官兵损失惨重，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便减员了三分之一。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陈昌浩在和徐帅商议之后，决定放弃原有计划，转而向新疆进军，借以寻求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庇护。但谁料国民党军一直对红军紧追不舍，红军只能且战且走，到了1937年初，红军大部队彻底被打散，仅剩几个连级规模的小股部队还在依托祁连山继续和敌人作战。

而陈昌浩则在一次遭遇战中意外与部队离散，他只身一人独木难支，没办法再继续向新疆前进，于是便化妆成小商贩原路返回，在历经层层劫难后终于回归延安。此时延安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而陈昌浩过去又曾与张国焘来往密切，因此他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牵连，先后多次受到党中央以及红军总政部的批评。

接连的打击使陈昌浩意识消沉，一度茶饭不思、整夜失眠，久而久之，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被迫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接受治疗。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陈昌浩很快便受到战乱影响，被迫四处漂泊、流浪，直到1943年左右，他方才受到苏共的接济，生活处境稍稍好转。抗战结束后，他数次写信给中共中央，请求回国工作，但却并未收到任何回复，无奈之下，他只能继续待在苏联。

1952年，中共中央终于批准了他的回国请求，他这才回到了阔别十余年之久的祖国！此时徐帅已经成为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的核心领导人，而李先念、王树声等红四方面军老将也都名满天下、享誉全国，唯独陈昌浩一直“退步”，他在回国后仅仅只当了一个副局长，党内地位远不及老战友和老下属。动荡时期，陈昌浩受到了居心叵测者的“围攻”，他一时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愈发低落、恍惚，1967年，他实在受不了心理上的折磨，自杀身亡，时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