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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赋闲在家多年的陈云即将被重新调入中央工作，不料这一决策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在关键时刻，身为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的姚依林说道：

“我们必须要用陈云，当年的老干部，如今就剩下他一个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姚依林说“如今陈云就剩下一个了”？陈云后来是如何被调入中央，重获重用的？

1977年，身为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的姚依林，竭力推荐陈云重新选入中央。姚依林说道：“当年的老干部，就剩下陈云一个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姚依林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原来，姚依林所说“当年的老干部”，指的是1956年我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后诞生的五位我党副主席。中共八大召开后，我党从党内民主的百年大计出发，设立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并由多人担任。

毛主席说道：“1956年后，共和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国家即将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际，副主席能够协助主席，对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进行统筹把关，自然是多多益善。”

在毛主席的倡议下，共和国最初一共设立了四位副主席，这四人分别是：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位列军中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和在军队中十分有威望的林彪。

这四人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让这四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干部担任副主席一职，堪称实至名归。

然而，就在副主席的职务即将尘埃落定之际，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忽然向毛主席提出了一条建议，说如果设立副主席的职务是为了推动国内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非要再选一个人不可，这个人就是陈云。

陈云自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负责统筹掌管革命军队的财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和薄一波一同制定了推动共和国经济建设的一五计划，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建设中，陈云确实有着难以磨灭的功劳，让他担任副主席这一职务，合情合理。

在周恩来、邓小平的多次建议下，毛主席最终决定，在原来四位副主席的职务上，再补充一位副主席，这个空出来的副主席职务，就由陈云担任。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和陈云这五位我党八大选举出来的副主席，在共和国60年代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遗憾的是，刘少奇在1969年便溘然长逝，林彪于1971年殒命异国他乡，周恩来、朱德先后在1976年因病逝世，八大期间选举出来的副主席，自然就剩下了陈云一人。

时间到了1977年，历经风雨的陈云，自然成为了我党中几乎是最有资历的一员。此外，十届二中、十一届一中选举出来的副主席，他们的经济建设经验也远不如陈云丰富。在共和国即将迎来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想要找一个人来为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掌舵和把关，就非陈云不可。

1977年，在共和国面临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之际，姚依林强烈建议陈云复出，认为共和国要进行改革开放的事业，就非陈云不可，因为在1977年，陈云是共和国在经济建设领域首屈一指的“第一人”。那么，陈云在历史上究竟为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呢？

陈云家境贫寒，自幼便在商务印书馆做了一名会计学童。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是长三角地区的第一出版商，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做会计学童的这段经历，为他日后主持革命军队和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在陈云被调入中央苏区后，他就凭借着自己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学童的这段经历，全盘负责起了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因此陈云一度被人称为革命根据地的“铁扇子宋清”。

在解放战争爆发后，陈云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经验为东北野战军取得前线作战的胜利取得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战争爆发后，陈云被调往东北，主持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在此期间，陈云积极推行了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并且在苏联的协助下，接管了诸如哈尔滨等大型东北城市，积极推动复工复产，让哈尔滨等东北地区的工业大城市成为了东北野战军稳定的物资补给大后方。

随着东北地区的解放，第四野战军在林彪的指挥下杀入山海关，打遍了共和国的大江南北。随着上海的解放，接管大城市工作经验丰富的陈云与陈毅一起被调往上海。

虽然国民党的势力已经从中国大陆撤退，但是国民党在撤退中国大陆之前，不仅部署了大量暗中破坏的敌特分子，而且还蓄意滥发货币、搬运金银，试图以此彻底扰乱中国大陆的经济。

蒋介石留下敌特分子在上海市开展的经济破坏行为，造成了长三角地区粮食价格、棉花价格的飞涨，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银荒和恶性的通货膨胀。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局，陈毅和陈云两人决定，要替共和国打赢这场“米面之战”和“银元之战”，巩固来之不易的革命胜利果实。

然而，想要打赢这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争，也绝非是容易之事。经济战争不同于军事战争，党不能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干预，每一步棋都事关国计民生，是一场和“看不见的手”的较量。

如何采用温和的方式，尽可能地让共和国的粮食和棉花价格回归到稳定状态，这成为了摆在陈毅、陈云两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陈云经过再三思虑后，决定从盛产粮食和棉花的四川，往上海等长三角地区调拨资源。陈云敏锐地意识到，上海的粮食价格和棉花价格之所以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粮食和棉花资源短缺，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商人囤货居奇，自然就会导致粮食、棉花价格飞涨的问题。

粮食和棉花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这两样物品的价格下降，势必会很大程度上缓解当时的通货膨胀难题。

事实证明了陈云判断的敏锐性和精确性，在邓小平不遗余力的支持下，大量四川的粮食和棉花被调往上海，上海之前居高不下的粮食和棉花价格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眼看粮食价格和棉花价格趋于下跌，一些害怕亏本的商人更进一步兜售自己手头的粮食和棉花。随着一些不法商人在兜售行为中露出马脚，他们中的一些恶劣分子也迅速被共和国绳之以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长三角地区的米面之战就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米面之战的胜利，为日后我党取得银元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蒋介石撤退中国大陆之前，大量滥发法币，导致国统区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撤退中国大陆前夕还派遣运输船运走了大量的金银等贵金属，使中国大陆国统区的经济状况更进一步恶化。

面对新解放区恶性通货膨胀的局势，陈云当机立断，立即上书中央建议确立一套新的法币系统，用新的货币来及时兑换掉蒋介石发行的金圆券，重新确立货币信用体系。国家还应当立即设立中央银行，对金银等贵金属进行回流政策，以此来确保新货币的稳定和信用。

在陈云的一番建议下，我国的人民币信用系统得以迅速建立，这为日后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米面之战”和“银元之战”的胜利，并不是陈云在共和国进行经济建设过程中唯一的贡献。20世纪60年代，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再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生产，共和国在当时都面临着欠收的困境。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人民都不愿意花掉自己手中的钱，从而导致了当时国民经济无法充分回流运转。在陈云的建议下，中国积极利用从苏联、古巴两国进口的食糖来制作高档糖果和巧克力，并乘着新年之际积极发售。

很快，辽宁等地的糖果就被销售一空，共和国凭借着历史上的这次“糖果热”，迅速弥补了濒临亏空的财政，并且将这笔财政迅速投入到共和国的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从而让国民经济重新积极运转起来。

纵观陈云在共和国成立后的种种杰出表现，毛主席称赞他是“新中国最会搞经济的人”，这一称号陈云着实当之无愧，这也正是为什么姚依林坚持推动陈云复出的原因。

既然陈云在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历史上，为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陈云一度被免除了职务，在复出时也依旧困难重重呢？

这和陈云在20世纪60年代向国家提出的一条经济建设建议有关。20世纪60年代，在共和国的经济面临挑战之际，盘踞在台湾宝岛上的蒋介石政权蠢蠢欲动，他想要借助这次机会，一举反攻大陆，重新确立起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共和国东南国防的异动，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警惕。当时身为副主席的陈云向共和国建议，在考虑到共和国经济面临严重挑战，尤其是农业在当时的发展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确立实行“包产到户”制度。

也就是将人民公社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自己个体来耕种，如此一来既能够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能让农民更有决心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

陈云的这条建议，本来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同：毕竟这种“包产到户”的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井冈山土地革命时期，而且事实证明包产到户确实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斥责陈云这是“开倒车”的行为，给陈云扣上了一顶“右倾”的帽子，后来这些舆论逐渐发酵，成为了影响陈云复出的原因之一。

不过，随着1977年真理问题标准大讨论的开展，毛主席思想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重新确立，人们对陈云的看法逐渐因此有了改变，陈云在这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重新获得了客观、公正的评定。

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陈云彻底再度复出，成为了协助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左膀右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