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心要活下去，然而死亡在向他逼近。

无论我怎么护卫着他，幻想着、期望着他能活下去，那个不幸的时刻还是无情地来了。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同志听过广播以后，连续呕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

我意识到这是以前保健医生给我讲过的要时刻加以提防的糖尿病酸中毒出现了。

我非常焦急，马上向监护人员报告，要医生来救治。

但是，等了很久没有回音，只由那个冒牌的医生给打了一针“止吐针”，也没有止住呕吐。

我催促了五次，他们一直借故拖延，直到晚上八点钟，才来了两个医生。

我赶快向他们讲述了病情，请求立即抢救。

医生没有做详细检查，就给贺龙同志输上了葡萄糖和生理盐水，而且吊上瓶子就匆匆走开了。

原来，专案人员就在外屋直接掌握着这次“救治”，他们是“请示”去了。

在忙着输液的工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

其实，贺龙同志的神志仍然清楚。

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对我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贺龙同志说对了!

当他们吊水的时候，我对于输葡萄糖很是担心。

我要求他们进行检查，并且谨慎用药。

他们取了病人的小便去了，后半夜，检查回来了，我看见，几个人对着化验单小声嘀咕着：“对，是这样!”

我的心头略略宽松了些。

心想，大概根据检查，应该输葡萄糖。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们检查的并不是病人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出是不是病人自己服了毒!

那危害病人生命的葡萄糖却输了一夜，整整2000cc。

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竟然丧心病狂到这样程度：他们用医药谋杀着贺龙同志，还要把“服毒”的罪名安到贺龙同志头上。

第二天，6月9日，天亮之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

贺龙同志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但他们仍然坚持要住院，并且声称是“组织上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同志没有理他们，问我：“我去住院，你呢?”

我望着医生们那木然的脸，他们谁也不表态。

我能回答什么呢?

只好说：“他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个房间里等你。”

屋里顿时乱起来。

来人拿进一副担架，就七手八脚地把贺龙同志往担架上抬。

我在茫然中，只听见一个人厉声地说：“快，把手表摘了!”

原来贺龙同志因为瘦了许多，手表已经脱落了。

我赶紧跑过去，把手表往上推了推，随手握住了他那只已变得瘦骨嶙嶙的手。

他握住了我的手，点了点头，微微睁开眼，看了看我。

担架被抬出房门，送上救护车。

我紧跟在后面想挤上车去，可是车开走了。

看不见车影的时候，我才回到房子里，呆坐着，双眼发直，浑身木僵，从上午九时起直坐到下午，一动也不想动。

下午三点钟，有人敲门了。

来人说是要我跟他去医院核实一个材料，这就是说，我马上又能见到贺龙同志了。

我一下子站起来，快步跟着他走出去。

到了医院，我刚跨进一个房间，一个专案人员迎面走过来。

他冷冷地向我宣布：“人已经死了!”

什么?人已经死了?

我那朝夕与共的亲人贺龙同志不在了?

那个乐观豪迈、生龙活虎的贺龙同志已经不在了?

明明六小时以前他还在和我讲话嘛!为什么贺龙同志竟然不在了?

那人还在恶狠狠地讲着：“在他临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听了这句话，我明白了：贺龙同志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和他们进行着斗争!

我继续想着：他，那个让敌人听见名字就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个敌人出10万元大洋买他的头颅、而他仍然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怎么会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医生，向我叙述贺龙同志住院检查的经过。

我还处在半麻木状态听不真切，只记得他说血糖1700，下午三点零九分死亡。

三点零九分，这就是说，从离开我的身边到死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钟。

“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思索着数字的意思，我开始慢慢清醒些了。

我悔恨这六小时。

我和他一起生活，多少风雨，多少艰难都和他在一起，为什么这六小时我不在他的身边?

我怀疑这六小时。

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六小时前，他还是清醒的，进了这样治疗抢救条件完善的医院，有这么多国内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六小时便造成死亡?

从那个令人心碎的时刻起，已经过去了10个年头，这悔恨，这怀疑，也折磨了我10年。

现在，在我的面前放着贺龙同志当年病历的摘录和有关材料，在这里面我看到了林彪和他在总后的那个死党的“指示”。

早在一年多以前，1968年的春天，他们就在材料里写着，贺龙同志是“诈病”；并批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由“经治军医主宰”。

根据这样的“指示”，他们明摆着能够挽救生命的药品不肯足够地使用，已明确诊断为糖尿病酸中毒，却又一次输了致人死命的大量葡萄糖；而在死亡报告中却又不敢写上这一事实。

就从这些充满着法西斯血腥气的批语和血淋淋的事实里，我弄清楚了，自从贺龙同志落到林彪、“四人帮”的魔掌之中，他们就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救死扶伤的治疗，而是不断在搞着杀害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勾当……

我还在想着的工夫，儿女被接来了。

分别了两年多，母子总算见面了，然而我见到了孩子，孩子却没有了爸爸。

我由两个孩子搀扶着、拖拽着，经过长长的走廊，被带到了贺龙同志的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床单盖在贺龙同志那颀长的身躯上。

啊!这就是我亲爱的贺龙同志!

还是那高高的额角。

你的头脑里曾经思考过多少战役战斗，曾经为党和国家思索过多少重大问题啊!在那最后的时刻，你都想了些什么?如今还在想着什么?

那浓黑的双眉紧蹙。

这双眉曾经冷对过多少凶狠的敌人?眼角里清泪未干，难道他们又对你进行了新的折磨，增添了你心头的愤怒和仇恨?

口还微微张着。

这口里曾经发布过多少作战命令，并发过多少朗朗笑声啊，你有很多要讲的话没有说完。

在那最后的时刻，你是不是呼唤过战友和同志?你说了些什么?还想说些什么?

你胡子也没有修剪，连身囫囵衣服也没有穿上。

我多想走上前再给你洗把脸，再给你修一修唇上的胡髭，把那双干净的袜子给你穿上……

可是他们要把我和孩子带走了!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做了……

我又被送回来了。

与贺龙现场相关的东西都被搜走了，在我的身边，只剩下了幺女的那封信，还有他抽剩下的几个自卷的烟头。

就带着这几件东西，我继续活着，继续忍受着迫害。

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贺龙同志，那一贯的坚强、乐观的革命情操，耳边响起了他那坚定的声音：“要活下去!”

是啊，他已经负屈含冤、蒙垢饮恨地死去了，遗体被他们秘密火化了，还不许亲属到场；火化后，他们又把骨灰藏起来，并且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不让人民明白贺龙之死的真相。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贺龙同志的亲密战友和同志!还背负着他的遗愿。

我得活着!

总有一天，我要把贺龙同志惨遭迫害的情形报告给党中央，报告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人民都知道!

我日夜盼望的这一天来到了。

就在林彪叛逃摔死之后不到两个月，周总理终于找到我的下落，派人专程到了贵州，把我接回北京。

不久，我和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

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贺龙同志的平反昭雪。

在一次会议上，当讲到贺龙同志时，毛主席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

1974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谈话说，要给贺龙同志平反；邓小平同志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在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那是1975年6月9日，周总理带病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事先，我不知道总理会亲自来参加。

突然，休息室门外，传来了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叫我：“薛明，薛明啊!”

门被推开了，周总理走进来，我连忙迎上去，扑在总理的怀里。

总理抚着我的肩膀，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

说着，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我望着总理那被疾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感动得只说了一声：“总理，感谢您对我们全家的关怀。……”

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这时，晓明走过来，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

总理缓缓地说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顿时，整个休息室里的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仪式开始了。

周总理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盒前，代表党中央为贺龙同志致悼词。

48年以前，在为贺龙同志举行入党仪式的时候，周总理曾经说过：“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现在，周总理又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周总理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贺龙同志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听着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同志的遗像，我在心底里喊道：“你看到了吗?你听见了吗?”

党和人民像从前一样深深地热爱着贺龙同志，但是“四人帮”还在横行，迫害老干部的罪恶活动并没有停止。

江青的心腹爪牙迟群，就以派护士为名，对我进行监视，并在介绍信上写着，任务是“看押重要女犯”。

迟群还恶毒地要我交代和林彪老婆的“关系”，企图把我这个首先揭发她并受到她残酷迫害的人，打成林贼的同伙。

就在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后不久，“四人帮”又煽阴风，点鬼火，把这个经中央批准、叶副主席主持、周总理致悼词的仪式说成是用“死人压活人”，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妄图把平了反的贺龙同志的冤案再翻过去。

尤其是1976年那些不幸的日月，我重又做好了准备，向孩子们嘱咐了后事，随时准备再一次落进“四人帮”的魔掌之中……

10月的一声春雷，震撼了祖国的万里长空。

党和人民胜利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现在，我又站到了贺龙同志的像前。

我要告诉贺龙同志：历史这个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已经作出了庄严的判决：林彪、“四人帮”那一伙法西斯匪徒们，已经受到了人民的惩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要告诉贺龙同志：你的血没有白流。你与许许多多战友和同志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引起了深深的思索。党和人民正在彻底清算那条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永远不会再让历史悲剧重演了。

我还要告诉贺龙同志：我们的党和人民正在胜利前进。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轨道上来的伟大号召，正激励着亿万人民同心同德，斗志昂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勇向前。你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正在变为光辉灿烂的现实。

安息吧，亲爱的贺龙同志!

1979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