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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3日晚，住在北京饭店的潘汉年突然接到了楼下前台打来的电话，声称有人要见他一面，要他赶紧下来。

挂了电话之后，潘汉年并没有没有多想，穿着身上的便衣，脚下踩着拖鞋急急忙忙的就下了楼。

然而，当他步履匆匆的来到一楼的客厅时，却不由得愣住了，因为要找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

看到一脸严肃的罗瑞卿和他身后同样表情庄严的便衣警察，潘汉年心中已然明白了三分，果不其然，看到潘汉年到来，罗瑞卿也毫不啰嗦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对折的白纸，宣读了上面对潘汉年的逮捕决定。

接着，在两名便衣干警的“陪同”下，潘汉年走出了北京饭店的大门，坐上了早已等待在门口的小汽车，一声马达响起，车子一骑绝尘，迅速消失在了夜色中。

两次惹怒毛主席，如今一朝被捕，潘汉年内心对自己的命运已经是无比的悲观，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却是毛主席亲自点名，救下了他的命。

那么，潘汉年究竟因何被捕？他的被捕与两次惹怒毛主席有什么关系？

1939年9月，上海租界的百乐门大饭店住进了一位不同凡响的客人。

此人西装革履、衣着华贵，年纪不过三十出头，但举手投足间却派头十足，一挥手便包下了百乐门的豪华套间，俨然一副大家公子的架势。

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这位看起来风度翩翩，挥金如土的客人正是潘汉年。

事情还要从1939年年初说起，这一年的2月份，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负责对外的情报和敌后工作，而社会部里面的成员则多数都是原中央特科的人员，比如担任部长的康生，又比如康生之下担任副部长的潘汉年。

此时的潘汉年正奉命在香港组建党的情报组织以及华南情报局，重建过去被破坏的情报系统。

在将香港的情报工作重组的差不多之后，潘汉年又来到了上海。上海在三十年代初期是临时中央的所在地，中央特科的总机关也坐落于这里，但此时，在国民党多年的破坏和渗透下，整个情报系统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想要重建谈何容易。

为了不暴露身份，顺利完成党交代的任务，潘汉年化名“萧叔安”，以上流社会的身份作为掩护，频频出入百乐门等高级场所，结交江湖上的各类人士，暗地里组建情报网。

借用这种方式，潘汉年结交了三教九流、社会各界的人士，为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方式为潘汉年的工作带来了便利之处，但也为他带来了意外之祸。

1943年，潘汉年在上海会见了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李士群，这次会见本来是奉组织的命令，去收集日伪集团的情报的，但是在会见的过程中，李士群突然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

这项突如其来的建议并不在潘汉年原本的计划之中，但为了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潘汉年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李士群去见了汪精卫。

按理来说，作为情报工作者，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有时甚至不得不做出一些无奈之举，都是极为寻常的事情，只要事后向组织报告并详细说明，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问题就在于，潘汉年在会见汪精卫之后，并没有向组织汇报，而是悄悄的将这件事隐瞒了下来，甚至于到了1945年，毛主席单独找他谈话，几次暗示潘汉年说明情况时，潘汉年也仍然是隐瞒不报。

1955年3月下旬，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党代会，潘汉年作为上海代表团的一员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的其中一项议题是关于高、饶二人反革命联盟的报告，毛主席也发表号召，希望党内与高、饶二人有关系，以及存在历史问题的党员积极交代问题，并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在党内进行思想上的整肃。

直到这时，潘汉年才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日那天，他向代表团的团长陈毅说明了这件事，并写了一份报告。

得知这件事情后，陈毅被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亲自赶往中南海当面向主席汇报这件事。而毛主席在看到潘汉年的坦白报告后，不由得大怒，多年来，他一直在给潘汉年主动坦白的机会，但一直等到如今快要走投无路时，潘汉年才终于说出实情。

毛主席盛怒之下，在报告上写下了“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八个大字，潘汉年也由此被公安部立案逮捕。

然而，这还只是潘汉年两次惹怒毛主席的其中一次，其实早在这件事情之前，潘汉年就已经惹怒过毛主席一次。

多年来，人们一提起潘汉年的案件，想到的就是他因私下会见汪精卫，事后隐瞒不报，从而惹得毛主席大怒这件事，这件事情固然是导致潘汉年被捕的直接原因，但其实，在这件事情之前，潘汉年还做过另外一件不为人知的往事，同样是将毛主席气的大发雷霆。

这件事情相比较于私下会见汪精卫，要更加复杂，也更加严重，而这一切都要从30年代的一场叛变事件开始讲起。

1931年4月，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作为中共历史最危险的大叛徒，顾顺章不仅参与过特科的组建，还长期负责党的政治保卫工作，因而知道党的许多机密。

为了避免党的地下组织全军覆没，中共中央决定对上海的特科进行改组，此时，负责中央工作的是王明，在他的批准下，作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潘汉年由此被调任为中央特科的第三把手，并兼任情报科科长。

但不久之后，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心中的恐慌一日胜过一日，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王明主动提出要离开上海，到苏联去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一职。

不过，王明虽然离开，但他却始终恋恋不舍手里的大权，临走前，他叮嘱临时中央的常委博古，一定要更换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的密电码，同时还要设置一个秘密联络员，一旦国内发生什么大事，就让这个联络员到莫斯科去找他，其中，王明还反复强调：

“为了安全考虑，这个秘密联络员不允许带纸质的文件信函，只能将内容记在脑子里，靠口述传达。”

在博古的推荐下，这个秘密联络员的人选，落在了以聪明机敏、记忆力强而著称的潘汉年身上。

1933年6月，随着上海白色恐怖的氛围愈发浓厚，潘汉年等人不得不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

红军的万里长征开始时，潘汉年也身在其中。1935年1月，红军在贵州境内的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遵义会议，

会上总结了一个时期以来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由毛主席重新负责军事指挥，面对如此重大的人事调整，博古决定派遣秘密联络员潘汉年到苏联去见王明，向他汇报国内发生的事情。

1935年2月10日，潘汉年化装成商贩从贵州出发，于9月中旬抵达莫斯科，见到了王明。王明在知道了国内的情况后，决定派遣潘汉年和林育英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林育英

林育英于1935年10月初从莫斯科出发，11月上旬抵达陕北，找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而另一边的潘汉年则是身负更加艰巨的任务。

由于长征的缘故，中共与共产国际断联了许久，从前联系的密电码已经不能使用，潘汉年便在共产国际的情报局学习了一套新的密电码，熟记于心之后带回延安。

可回国之后，潘汉年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到陕北去，将密电码交给党中央，而是奉了王明的命令私下里先去与国民党接触，这让毛主席很是恼火。

一次会议之后，毛主席对周总理说道：“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对王明交代的任务看得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根据地，将密电码交给中央后再去办别的事情，却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这件事情之后，潘汉年就在毛主席那里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再加上后来私见汪精卫不汇报，让毛主席更是对他失望透顶，但即便如此，在潘汉年被逮捕之后，毛主席也还是留了他一命。

1955年4月3日晚，潘汉年被公安部门逮捕，关押在了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内，然而，此时一个新的问题却再次跳了出来，那就是如何处置潘汉年。

按照组织规定，潘汉年先是在未经延安党中央允许的情况下与国民党接触，之后又私见汪精卫不汇报，可以说是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应该予以严惩。

恰巧潘汉年案发时，又正值党中央处理高、饶一案，党内的政治氛围十分紧张，甚至于有人提出要将潘汉年“杀头”，但毛主席始终没有应允。

一直到19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报告时，再度提起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过去当过上海市的副市长，现在关在监狱里面，但我们没有杀他，不杀他，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了一个，杀戒一开，那么其他类似的人就都得杀”。

有了毛主席的网开一面，潘汉年的事情很快就有了结论，1963年1月，最高人员法院判处了潘汉年15年的有期徒刑，刑期从被逮捕之日算起，但鉴于潘汉年被捕后认错态度良好，以及刑期已过一半，最高人民法院又很快宣布对潘汉年予以假释

一个月后的2月13日，潘汉年在公安部门的管制下走出了监狱，在公安部的安排下，他被转移到了北京郊区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劳改农场，并在这里与妻子团聚。

虽然名义上是劳改，但实际上，潘汉年在团河农场的生活过的还是相当滋润的，每个月有200元的生活费，可以自由活动，组织上还为他们夫妇二人分配了一个小院子，在院子里可以种种树、养养花、或者到附近的河里钓钓鱼，以及到城里探亲访友都是允许的。

不仅如此，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徐子荣还对团河农场的上上下下都有所关照，叮嘱他们好生照料潘汉年，尽量满足他的一切生活需求，徐子荣本人更是与其他两位副部长一起去看望过他。

原本，潘汉年的案件到了这里也就应该结束了，尽管他违反了组织纪律，但也因此被判了刑，蹲了好几年的监狱，也算得到了应有的教训。

但随着1966年十年政治运动全面来临，潘汉年的处境又迅速恶化。

十年运动中，林彪、江青等人为了收集曾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的“罪状”，便决定从潘汉年身上下手。

1967年，潘汉年夫妇被再次投进了监狱，受江青直接领导的专案组，不仅将潘汉年的生活标准降到了最低，还对他进行了无休止的审问与折磨，仅1968年10月到12月三个月内，潘汉年就被突击审问了40多次。

1975年，不堪忍受折磨的潘汉年被下放到了湖南省茶陵县的劳改茶场，多年的监狱生活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来到茶场一年后，潘汉年便出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

到了1977年2月，潘汉年已经病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4月14日，潘汉年，这位传奇的“间谍之王”孤零零的病逝于湖南长沙的医院内。

哪怕去世时，强加于他身上的罪名依然没有被去掉，直到1982年的8月，党中央才终于发出了为潘汉年平反的决定，而此时距离潘汉年去世，已经过去了5年，这位“王牌谍王”，想来也只能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潘汉年冤案——百度百科

《毛泽东为何说不杀潘汉年等人是“杀了不利”？》——凤凰网

《潘汉年冤案：毛泽东亲批此人不可信用》——凤凰网

《红色特工潘汉年：情报胜过百万兵 操纵五面间谍》——中新网

《红色间谍潘汉年传奇人生 打入汪伪“特工总部”》——凤凰网

《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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