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于前三世纪时崛起于蒙古高原地区，曾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称霸大漠南北的强大游牧帝国。到东汉初年，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南匈奴南下，正式确立与东汉王朝的臣属关系。北匈奴继续与汉为敌，不断扰边，双方战争频仍。永元三年（91年），北匈奴部众大败，向西逃亡，不知所在。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北匈奴离开世代居住和游牧的大草原而大规模地向西迁徙呢？
从北匈奴内部来看，北匈奴部分人众的不断南下归附汉朝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加深了北匈奴的社会危机，动摇了其在漠北的根基，使其很难再在漠北立足。
由于北匈奴不时寇略汉朝边境，与东汉王朝和其他民族政权不断发生军事冲突，使一些部众逐渐产生了厌战情绪。而南匈奴因移居塞内，得到了东汉王朝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势力发展很快，“北虏众以南部为汉所厚”，“多欲内顾”，遂纷纷南下归附汉朝。明帝永平二年（59年），北匈奴护于丘率众千余人来降；章帝建初八年（83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元和二年（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入塞，凡七十三辈；章和元年（87年），鲜卑进击匈奴左地，北匈奴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二十万口，八千名官兵，分别到云中、五原、朔方、北地等郡附汉。
章和二年（88年），国内纷乱，加之蝗灾，投奔东汉者接踵而至；永元元年（89年），北单于大败逃走时，又有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 部，众二十余万前后降汉。同年，窦宪派遣司马吴汜和梁讽奉金帛给北单于，宣明国威，二人所到之处，招降北匈奴人达万余人。综上可知，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投汉的北匈奴部众达四十万之多，大大削弱了北匈奴侵扰集团的军事力量和战斗力。
正当漠北大混乱之时，北匈奴又发生了饥荒和蝗灾，生产水平下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自优留单于被鲜卑斩杀之后，骨都侯等人遂共立他的异母兄右贤王（史失其名）为单于，各部势力因“兄弟争立，并各离散”。可见北匈奴内部已达到众叛亲离的地步，这也为后来汉朝的大规模北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社会危机十分深刻的北匈奴已不是强大起来的汉朝兵力的对手了，自然不堪一击，溃败散逃。 在外患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北匈奴人众的不断归汉和内部矛盾的持续加深，使北匈奴人口锐减，危机四伏，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北匈奴的民族凝聚力急剧下降，人心涣散，政局动荡，在漠北的根基越来越不稳固，很难再有立足之地。
匈奴形势图
东汉王朝实行的羁縻政策以及所采取的联夷共击和武力征伐等手段，迫使北匈奴离开漠北走上迁徙之路。
东汉王朝对北匈奴采取的羁縻政策主要包括通使、互市两个方面，其目的是安边保境。北单于见南匈奴附汉后得到东汉政府的大力支持，十分惶恐，主动归还所掳掠的汉人，以示善意，并“钞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汉人也。’”为改善与东汉政府的关系，北匈奴多次派遣使者请求和亲与贸易。建武二十七年（51年），北单于遣使到武威要求和亲。光武帝采纳皇太子的意见，“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翌年秋，“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东汉政府 为此商议酬答对策，司徒掾班彪认为：“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行事。”
东汉政府遂依班彪之议，对北匈奴采取羁縻政策，稍加赏赐，但对“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及“和亲”的请求则明确加以拒绝。然而，北匈奴并没有气馁，又于建武三十一年（55年）向东汉提出和亲，东汉只赠给彩缯，仍没有答应和亲，也未遣使者，并以前世呼韩邪单于称臣求安受赏以及郅支单于背德负义受诛之事予以警告，这样就断绝了北匈奴修好之意。明帝永平七年（64年），北单于又想与汉互市，故遣使者请求和亲。汉明帝因“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并“遣越骑司马郑众北使报命”。
此后，双方维持了近八年的互市关系，直至永平十五年（72年）因北匈奴寇边而中断。章帝元和元年（84年），北单于又通过武威太守孟云上书请求互市，“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 但这次互市的时间不长，至和帝永元元年（89年）因东汉政府的大举攻伐而中断了。
由于北匈奴不时寇边掠夺以及东汉政府在对待北匈奴问题上的摇摆性，致使东汉王朝对北匈奴所采取的羁縻政策收效不大。在“以夷制夷”思想指导下，东汉王朝拉拢南匈奴和西域诸国，利诱乌桓、 鲜卑等族，对北匈奴施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南匈奴附汉后，东汉王朝给以大力扶持，为其建单于庭，目的就是要坚定南单于亲汉之诚意，防止南、北匈奴联合，让南匈奴“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塞下无晏开之警”，利用南匈奴分化和讨伐北匈奴。史称“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
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年），南单于依仗东汉的力量，发兵进攻北单于，“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完全退居漠北。明帝永平五年（62年），“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击却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永平十六年（73年），东汉王朝大举北征北匈奴，“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彤及吴棠出朔方高阙，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章帝建初元年（76年），皋林温禺犊王见东汉军队退走，复还居涿邪山，南单于闻知，“遣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降者三四千人”。元和二年（85年），南单于遣兵千余人猎至涿邪山，与北匈奴温禺犊王相遇而战，获其首级而还。
窦宪破北匈奴之战示意图
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耿秉各领四千骑兵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何领万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诸军会于涿邪山，大破北匈奴。永元二年（90年），南单于上书东汉政府请求破灭北匈奴，遂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与中郎将耿谭两道共击北匈奴，给以重创。南匈奴意欲借助东汉之力，“破北成南，并为一国”，重新统一匈奴。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东汉政府“以夷制夷”措施的实施，达到了东汉笼络南匈奴以瓦解北匈奴的目的，收效较为显著。
东汉初期，由于政权初建，中原未定，东汉政府无暇顾及西域，北匈奴乘机在西域扩张势力，逐渐恢复了原来的统治，并利用西域诸国的人力和物力与东汉进行抗衡和袭扰汉边。明帝时，中原日渐安定，政权巩固，实力增强，遂改变东汉初期消极应对西域和北匈奴的政策，开始经营西域，打击北匈奴。
明帝后期，东汉政府派班超出使西域，欲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对抗北匈奴。班超机智果敢，深入各国杀死北匈奴的使者，恩威并用，以西域归附之“夷”制不归附之“夷”。鄯善、于阗、疏勒和车师等国相继脱离匈奴归附于汉，诸国大震，纷纷遣子为质，表示归属东汉。西域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得以恢复，东汉重新在西域设置了都护和戊己校尉，恢复对西域的管理。班超的出使，实现了东汉联西域诸“夷”，断北匈奴“右臂”和折北匈奴“左角”以抵御北匈奴的目的，使北匈奴失去了对抗东汉的一支强大力量。
乌桓、鲜卑兴起于东北地区，因受匈奴压迫日久素有积怨。东汉利用了他们与匈奴的矛盾和报仇心理，极力进行笼络，封王赐爵，赏以珍宝，使他们成为东汉的耳目。建武二十五年（49年），辽西乌桓大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东汉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同时，东汉政府对鲜卑“示以财利”，“慰纳赏赐”，使鲜卑大都护“稍复亲附”，并招致“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贡，光武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乌桓、鲜卑等族“击匈奴以立功”，充当了东汉牵制和防备匈奴的一支力量。永平十六年（73年），汉大发缘边官兵，与南匈奴、卢水羌胡、乌桓、 鲜卑骑合数万人，分兵四路联手给北匈奴以沉重的军事打击。
随着中原政治局势的统一与稳定，社会经济的不断恢复和国力的增强，东汉遂对北匈奴发起了一 系列大规模的征伐，给北匈奴以致命的打击。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采纳耿秉提出的“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的建议，令奉车都尉窦固和驸马都尉耿秉领兵出屯凉州，做好北伐匈奴的准备工作。
永平十六年（73年），明帝“遣太仆祭彤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卢城。耿秉、来苗、祭彤并无功而还”。永平十七年（74年），汉遣窦固、耿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进入车师，设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永平十八年（75年），北单于发兵破杀车师后王，戊己校尉耿恭出兵迎救，以毒箭射杀匈奴军，“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
章和二年（88年），南单于上书章帝，请求东汉政府发兵助其北上统一匈奴。临朝执政的窦太后采纳耿秉的意见，封窦宪为车骑将军，耿秉为副将军，“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讨伐北匈奴。次年，汉军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斩名王以下一万三千级，获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降者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永元二年（90年）五月，窦宪遣将击北匈奴于伊吾卢，夺回其地。同年十月，东汉再败北匈奴，斩杀八千余人。北单于受伤遁逃，仅以身免。窦宪以北单于微弱，欲乘势灭之，遂于永元三年（91年）令耿夔、任尚等领兵出居延，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击破其众，使其“逃亡不知所在”，其地为鲜卑所居。
东汉统治者对北匈奴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完全是着眼于维护自身的统治和边疆的安定，防止南北匈奴的联合，防范北匈奴势力的壮大。在东汉政府与周边民族的共同攻伐和孤立之下，北匈奴力量削弱，被迫离开漠北走上迁徙之路，匈奴再未实现统一。
匈奴奴隶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奴隶制制度。匈奴早在冒顿单于统治的强盛时期，奴隶就已普遍存在了。《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攻战，斩首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每个战士都尽量虏掠人口，把战俘变为自己的奴隶。可见，奴隶在匈奴社会中早已存在已久了。不仅匈奴贵族有奴隶，而且平民也拥有奴隶。当然，匈奴贵族拥有的奴隶的数量要多得多。贵族死，其“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甚至数百人。从蒙古诺颜山出土的匈奴墓室中竟发现了十七条辫发，说明匈奴贵族拥有大批的奴隶，而且以大量的奴隶殉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匈奴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且畜牧业的发展，骑术的提高，也更能使匈奴人获得越来越多的战俘。
匈奴所虏的战俘中，不仅有汉人，而且也有其他族人，如东胡、乌桓、鲜卑、西嗕、丁零等族被虏去的人口也成为了匈奴役使的奴隶。甚至被征服的部落或部族中，有的整个族人都变成了匈奴的奴隶，如乌桓族和西域各族。匈奴奴隶的第二个来源是从临族买来的。如东汉时，西方的羌族把掠夺来的大批汉人奴隶转卖给南匈奴。第三个来源是隶属于匈奴的部落或者部族不能按时缴纳贡税而被没收为债奴。据《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自被匈奴击破后日渐衰弱，臣服于匈奴，每年必须要向匈奴输送牛、马、羊皮，若过时不纳则没收其妻子等家人为奴。另外，匈奴本民族内的族人若有盗窃财物者，则依法没收其家产，家口要充为罪奴。可以想见匈奴奴隶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
匈奴形势图
匈奴称奴隶为“赀”，即资财之意。奴隶主把奴隶当作财物一样的私有财产，任意役使。奴隶们被迫从事各种生产劳动：来自游牧部落的人口，被驱使放牧；来自农业地区的汉人，被驱使耕种；有手艺的人则从事手工业劳动。他们担负着最繁重的放牧、饲养牲畜、冶炼、铸造及筑城等体力劳动，为奴隶主无偿地创造着劳动成果。奴隶们被当作是“会说话的工具”，受着最残酷的剥削，被任意处置，有时甚至大批的被作为奴隶贵族的殉葬品。匈奴奴隶主对奴 隶的种种残酷压榨和虐待，引起了奴隶的反抗斗争。尤其是南北分裂时，各族奴隶趁混乱之机，甚至出现了集体逃亡的事件。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裴注引《魏略》提到：一世纪中期，“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俾为赀。始建武中，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郡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颇有羌杂处，由本奴婢故也。”可见，匈奴所拥有奴隶的类别和数量之多。在匈奴分裂后，北匈奴还常常驱使所控制的乌桓、鲜卑和西域诸族的力量侵扰汉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 ，这一行径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一旦北匈奴有所衰弱，他们便会摆脱北匈奴的控制，或附于汉朝，与南匈奴及其它民族共同攻击北匈奴。这些反抗斗争对于匈奴奴隶制的削弱起了很大的作用，客观上加速了北匈奴的衰败，影响了北匈奴的最终西逃。
民族矛盾紧张，乌桓、鲜卑和西域诸国等周边民族的武力打击，使北匈奴孤立无援，处境艰难。
乌桓和鲜卑都是东胡的余部，活动于东北草原大兴安岭一带，过着弋猎游牧的生活。汉朝初期，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灭，一部保乌桓山，因以“乌桓”为号；一部别依鲜卑山，遂用“鲜卑”为名。乌桓自从被冒顿单于击破后，人众稀少，力量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鲜卑被击破后，“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丸相接”。东汉初，乌桓、鲜卑实力较弱，仍臣服于北匈奴，常常与匈奴兵寇抄汉朝北部边境。光武帝时，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受其害。建武二十一年（45年），匈奴与鲜卑攻入辽东，被辽东太守祭彤击破。
护乌桓校尉示意图
另一方面，乌桓和鲜卑因曾为匈奴所破，又受到匈奴的长期压迫，一旦他们发展壮大，便想脱离匈奴的统治，归附汉王朝，对匈奴进行反击和报复。早在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将乌桓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乌桓大人“岁一朝见”汉天子，汉始设置护乌桓校尉统管乌桓事务，使其不得与匈奴交通。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光武帝建武年间，匈奴大乱。建武二十二年（46年），乌桓乘机进攻，使匈奴转北迁徙数千里，“漠南地空”。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在南匈奴归汉、北匈奴衰弱之时，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汉，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汉在上谷宁城开营府，设乌桓校尉，管理乌桓及鲜卑事务。鲜卑正式归附东汉，“始通驿使”。 此后，乌桓、鲜卑便成了打击北匈奴的强大力量。鲜卑大都护偏何等曾到辽东太守祭彤处“求自效功”，出击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二千余级。后来连年出击北匈奴，“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于是各部鲜卑大人皆来归附。章和元年（87年），鲜卑大人攻破北匈奴，杀优留单于，北匈奴大乱。和帝永元初，北单于惨败西逃后，“鲜卑由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早在冒顿单于时，匈奴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国，又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西域城邦大多臣服之，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皆以为匈奴。在东汉初年，匈奴虽南北分裂，势力大减，但北匈奴仍控制着西域大部，利用他们的力量侵扰汉朝边境。匈奴长期的“敛税重刻”和调兵作战，引起西域各国的强烈不满。在北匈奴实力减弱，东汉政权稳固之际，由于班超等汉朝官员长期的不懈努力和斗争，西域各国纷纷脱离北匈奴，投奔东汉王朝，并给北匈奴以有力回击。章帝元和二年（85年），“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
漠北生存环境愈益恶劣，人民生活更加困难，而且三面临敌，北匈奴只得西迁以寻求生机。
匈奴民族粗放的流动的畜牧业经济生活要求有足够的游牧空间作为“逐水草而迁徙”的保障。匈奴因战败而失去了地域广阔的漠南地区，可供游牧的土地面积大为减少。退居自然条件恶劣的漠北地区后，草场质量下降，游牧经济躲避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其固有的脆弱性充分暴露出来。一场特大的暴风雪或严重干旱便要吞噬数以万计的畜群，可以加速或导致国家的分裂、衰败以至灭亡。
早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时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提出干旱是导致中亚民族向西欧迁移以及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北匈奴的西迁和之后的继续西进与当时的气候变化不无关系。匈奴民族活动在欧亚大草原的东部——干燥的蒙古草原。在二至三世纪，由于气旋和季候风改道吹向了大陆森林地带，甚至吹向了极地冻土带，以至于气旋所带来的大西洋潮湿天气和太平洋的季候风无法进入草原地带，导致了草原的特大干旱，而蒙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中最干燥的部分，早在大旱灾来临之前，此地就已经出现了先兆，频频遭灾。据《后汉书》 记载：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地区发生严重蝗灾，“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这次大的旱灾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草原受灾严重。同时，大旱也加速了沙漠面积的扩大。北匈奴在漠北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畜牧业生产日趋萎缩。
南匈奴内附以后，北匈奴南迁求得生存已不可能。面对气候和环境的急剧恶化，北匈奴曾力争与汉“合市”及“和亲”，以取得急需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维持生计，但往往由于东汉统治者的种种顾虑而难以实现，或因双方交战而基本停止。因此，本来贫弱不堪的北匈奴游牧经济因东汉王朝的经济封锁更加举步维艰。而当时北匈奴的东边是据其故地的鲜卑，东南是强大的汉朝和与其对抗的南匈奴，北边是难以从事游牧业的寒冷地区，西部则是匈奴曾经控制过并经常出没的西域牧业区。为求得一线生机，溃败的北单于只得裹挟匈奴民众，沿草原踏上了漫长的西迁之路，再未返回到高原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