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的一天，一位不久前还在德胜门摆摊的63岁老大爷，意外收到了一封委任状。

他打开一看，竟发现这封委任状是毛主席亲自颁给他的！上面还有毛主席的亲笔签名！

老大爷心中久久不能平静，随即更激动得掉起眼泪来。

他喃喃道：“我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主席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呢？”

新中国成立后，“载涛”成了万千民众中普通的一员。

可在清末，这可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载涛，1886年出生于“五度潜龙 ，一朝摄政 ”的醇亲王府，光绪皇帝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宣统皇帝是他亲侄子，可以说，载涛是真正的“天潢贵胄”。

他五岁时，便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同时晋升辅国公，16岁时被封为贝勒，21岁那年，由于亲侄子溥仪被慈禧立为皇帝，他也跟着水涨船高，承袭了钟郡王的爵位。

虽然头衔一大堆，但在1908年之前，载涛从未做过任何实质性的工作，直到溥仪继位后，他才和“满清五虎”之一的铁良，同任总司稽察，抓捕潜藏在各地的革命军，但是没取得多大成效。

之后，载涛等人建议皇帝手中应该有一支独立掌控的禁卫军，为了训练好这支军队，载涛以“禁卫军训练大臣”的身份，先后到日、美、英、法等国考察陆军，还专门前往法国索米骑兵学校研修了骑兵作战课目。

载涛出国考察

1911年5月，25岁的载涛学成归国，升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然而，还没等他将所学付诸实践，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眼看革命军势如破竹就要攻进北京，掌权的隆裕太后立即找来了载涛商议对策，结果，载涛长跪不起，只诚惶诚恐答道：“奴才只练过兵，没有打过仗，实在不知究竟。”

载涛自己也清楚，他这个“军咨大臣”只是徒有其名，大清的军队平时练的都是花架子，拿什么和革命军真刀真枪的干？

为了避免“惹祸上身”，载涛还主动上交了手中的兵权，退居二线，做起了闲散王爷。

1912年2月12日，溥仪宣布退位，大清正式灭亡， 载涛的一系列荣誉头衔和权利，也随之烟消云散。

五年后，张勋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载涛也被请出山，担任禁卫军司令，结果这出闹剧仅持续了12天就宣告失败，载涛由此清醒，再也不做大清复国的美梦了。

载涛虽然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他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在养马、相马上尤为擅长。

作为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载涛从小就精通骑射，每年的“三月三”赛马节，“涛贝勒”都是毫无悬念的获胜者，不管再烈的马，到他手里很快就会被驯服的服服帖帖。

除此之外，载涛对相马更是有深入的研究。

只要一匹马从他跟前经过，他打眼一瞧，就能判断出这匹马是骑马、驭马还是耕马，甚至还能说出马的年龄和优劣。

除了在马术上的造诣外，载涛还极会唱戏和做饭。

生、旦、净、末、丑，他扮一样像一样，以致被京剧界称为“外行中的内行”。

在厨艺上，他也堪称“大家”，据说，慈禧有一段时间吃不下饭，便特意请载涛入宫做了几道菜，结果，看到载涛做出来的膳食，慈禧顿时食欲大振，对其赞赏不已。

大清灭亡后，载涛“无官一身轻”，再加上北洋政府按时给与的“清室家用补助”，有钱有闲的载涛要么在府邸里演戏养花、养鸟养鱼，要么去马场养马、赛马，日子过得那叫个舒坦。

然而，随着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废除了清皇室优待条件，载涛没有了经济来源，日子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

看着家里等着吃饭的二十多张嘴，载涛迫于生计，从一个锦衣玉食、花钱大手大脚的王爷，开始精打细算起来。

为了“节流”，他先是遣散了家里的大批佣人，然后收归了财政大权，家里每个人花多钱全部都要记账，然后每天晚上报到他那里，一旦发现“账钱不符”的情况，载涛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才行。

一次，载涛的福晋上街买东西，晚上向载涛交账时，有两角钱死活对不上，载涛不依不饶，一定要福晋好好想想这钱花在哪儿了。

最后，福晋被问得没办法，只得悄悄从自己的私库里取出两角钱补上，见钱账对上了，载涛这才放下心来，让福晋休息去了。

到了第二天，福晋拿外衣时，在外衣口袋里发现了一袋味精，这才猛然想起来，原来那两角钱被买成味精了，载涛得知此事后，又把味精的支出记在了账上。

照片最后一排左三为载涛的福晋蒋佳氏

即便如此“斤斤计较”，随着物价一天天的飞涨，载涛一家的日子也快维持不下去了，无奈之下，载涛只能变卖家里的产业。

1929年，他将御赐的涛贝勒府，卖给了当时的辅仁大学，一家人从宽敞的府邸，搬到了山老胡同的一处小院子里。

卖房子的钱花完后，载涛又发起愁来。

恰好有一天，他听到胡同里有人摇拨浪鼓收买估衣，载涛灵机一动，立即将人叫到家里，把一些旧衣服、旧戏服、旧家具卖掉，换了一些钱。

载涛很高兴自己找到了一项“开源”的门路，可是时间一长，他发现，收估衣的人并不常来，可他着急用钱的时候怎么办？

载涛一咬牙，干脆，自己到德胜门鬼市上摆摊！

当他把这一想法说给福晋时，福晋觉得很难为情，他们身为皇室成员，如今竟要去摆地摊卖破烂，实在抹不开脸、张不开口。

载涛却不以为然：“我们一不偷、二不抢， 卖自己的东西，有什么可耻的？你看家里这几十口人都冲我张嘴，不去摆摊卖破烂，咱们一家吃什么？”

福晋想想确实是这个理，这才下定决心，和载涛一起将不用的旧衣衫收拾出来，打包好，第二天天不亮，俩人就骑上车赶往德胜门摆摊去了。

渐渐地，鬼市上的其他小贩都知道了曾经名震京城的“七爷”、“涛贝勒”，如今也沦落到卖家当糊口了。

原本，载涛有大把的机会可以继续以前富贵的生活，不用生活得这么辛苦的，可是这些机会都被他亲手毁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得以入主北京，当时清朝虽然已经灭亡十余年了，但是影响力还在，所以，遗留的清朝勋贵就成了军阀们各自拉拢的对象。

在这些勋贵里，曾经掌握禁卫军、德高望重的载涛自然成了“香饽饽”，张作霖也打过他的主意，为了邀请载涛出山辅佐，张作霖甚至承诺高官厚禄任由他挑选。

可载涛不愿卷入军阀们的争斗，便一口回绝了。

1932年，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前清很多遗老遗少前去投奔，都希望能在“皇帝”手下捞个一官半职。

在此期间，溥仪专门派人请皇叔载涛担任满洲国的 “亲王总理大臣”。

没想到，载涛不仅丝毫不给溥仪面子，还把来使骂了个狗血喷头，他说：“我如果去满洲国做官，就是当汉奸，你们背弃了祖宗，愿意投靠日本人，我载涛却誓死不当亡国奴！”

溥仪得知后勃然大怒，他公开斥责载涛“目无圣上”，从此，叔侄两人正式决裂。

溥仪

一年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不死心，便亲自出马拜访载涛，席间，他以“再造大业”相诱，并许以高官厚禄，谁知，生活已十分拮据的载涛丝毫不为所动，他一口回绝道：“我身体不好，断然无法从命。”

土肥原贤二立即掏出手枪，抵在了载涛的脑门上，希望借助武力能让他屈服，毕竟在他和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载涛就是个贪生怕死之辈。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载涛虽然惜命，可在大是大非、民族大义面前，他绝对拎得清，只见载涛面不改色，顶着枪口斩钉截铁地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我还是那句话，宁死也不做卖国贼。”

见载涛态度坚决，土肥原贤二也不敢真的将溥仪的亲皇叔给杀了，只得收起手枪悻悻离去。

1936年，华北军政大员宋哲元久闻载涛大名，也想请他出来做官。他熟知载涛的爱好，特意选了三匹骏马送给他，载涛得知宋哲元的用意，虽然对这三匹马爱不释手，但还是以“家里没有养马棚”为由，将马退还了回去。

载涛虽然常年不问世事，但他冷眼旁观，对局势看得很清楚，在事关国家大义的立场上也非常坚定，从这一点来说，载涛算是清朝皇族后裔中最有骨气的王爷了。

1943年，载涛曾经的老朋友、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又找上门来，两人一见面，王揖唐就开门见山地说：“涛贝勒，你是政界、军界名流，有主政、主军的经验和才干，我老了，干不动了，你看在朋友一场的份上，就出来帮我吧！”

载涛听了连连摆手：“我现在可坐不了小汽车，还是蹬我的自行车舒服，你的好意恕我难以接受，你还是走吧。”

日本人希望拉拢载涛的愿望再次落空。

而载涛依靠摆摊度日的生活，直到解放后才真正迎来了改善。

1949年，北平解放后，毛主席在得知了载涛的经历和如今的困难后，特别下指示，让所在街道的领导为他安排一份工作，并说道：“小摊嘛，就不要再摆了” 。

载涛打心眼里认同我党的政策，于是，他欣然接受了工作安排，从前清高高在上的王爷成为了北京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主要帮助民警普查、登记户口，协调邻里关系。

载涛非常珍惜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由于他的尽职尽责，邻里们对他也越来越亲近，对他再也不称呼“七爷”、“涛贝勒”了，而是亲昵地称之为“老载”。

1950年6月，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向周总理建议，邀请载涛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第二次会议，周总理对此非常高兴，他充满歉意地对载涛说：“载涛先生，首届全国政协会议没请您参加，是我不对，我把您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 了。”

周总理接见载涛（左一）

就在这次会上，周总理还特别邀请载涛为建设新中国出谋划策，这可把载涛给难坏了，毕竟他已经多年不问政事了。

见载涛一副苦苦思索的样子，好友李济深、蒋光鼎从旁提醒道：“就发挥你的专长嘛， 你懂马，就提个军马方面的议案吧！”

载涛顿时豁然开朗，对啊，若论养马、相马，他可是很有经验和心得的！

很快，载涛就写好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交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看后大为震撼，于是，这份议案也被转呈给了毛主席审阅。

毛主席对载涛渊博的军马知识和诚恳的建议大为赞赏，他笑着说：“此人有大用，必须重用。”

就这样，1950年8月，一份由毛主席亲自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送到了载涛的手里，年已65岁的载涛，被正式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行政级别为13级，每月工资200元。

拿到委任状，载涛感到莫大的荣幸，后来，他不止一次对家人感慨说：

“解放后，我本来打算隐居的。没想到毛主席、周总理礼贤下士，不嫌弃我老头子，不仅让我政治上有了地位、特长有了发挥，还使得我的生活也有了保障。”

为了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知遇之恩，载涛自上任后，不辞辛劳，不顾年迈的身体，先后走遍了东北牡丹江、西北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的军马场，为我国军马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了支援前线的需要，载涛亲自在全国各地选购、征集了25000优良军马，送到了前线。

除了工作上尽职尽责外，载涛还始终谨记工作纪律，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骑自行车到20多里外的总后机关上班，从未迟到，也从未请过假。

毛主席听说此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要知道此时载涛已经67岁了，这么大的年纪，怎么还能骑那么远的车去上班呢？

于是，毛主席又亲自为载涛批了条子，破例让总参谋部对他“适当照顾”。

不久，载涛便收到了总参谋部发来的函件：

“载涛顾问：

我们考虑到您年迈，每日在马政局工作恐有不支， 为照顾您的健康，决定自即日起请您在家住宿，平时可不到局办公，遇有磋商事务时，当有马政局临时通知。

特此，顺祝健康， 并致敬礼。”

载涛又一次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1954年9月19 日 ，68岁的载涛经过全民普选，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又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正式将载涛引荐给了毛主席：“这是载涛，溥仪的叔父，以前是禁卫军司令呢。”

毛主席笑着与载涛握手，打趣道：“你看着不像是征战沙场的大将军，反倒像一介书生。”

载涛没想到毛主席如此平易近人，便滔滔不绝打开了话匣子，聊着聊着，载涛大胆提了一个建议：“我认为‘满清’这个叫法不合适，关键在这个‘满’字上，满族人听了有些反感。”

周总理深表赞同：“确实如此，清朝就清朝嘛，为什么不提‘蒙元’，而单提‘满清’？清朝已经灭亡了，满族人民不该背负着历史负担。”

毛主席也点头道：“说的有道理，确实应该改。”

此后不久，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报刊和杂志社停止使用“满清”的称谓，一律改称“清朝”。

之后，在与载涛聊天的过程中，毛主席又主动问起了溥仪：“你和溥仪还有联系吗？”

载涛知道溥仪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神色立马变得紧张起来：“自从溥仪犯错后，我们就断了来往。”

毛主席和颜悦色解释道：“溥仪在抚顺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改造的不错，你有空可以带家属去看看他。”

载涛心头一片温热，他和溥仪血脉相连，这么多年没见，怎么会不想见他呢？

1957年3月10日，载涛带着两个侄女韫颖和韫馨，还有毛主席拨给的100元经费踏上了前往抚顺的列车。

溥仪没想到与自己决裂多年的七叔竟会来看自己，不由得抱住载涛失声痛哭，叔侄俩在历经20余年的世事变幻后，再次和好如初。

载涛与溥仪、溥杰

载涛一边向溥仪讲述了毛主席、周总理对他的知遇之恩，一边劝告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与家人团聚，在载涛的鼓励下，1959年12月4日，溥仪成了第一批被特赦的人员之一。

毛主席对载涛一家的关怀，体现在方方面面。

一次，载涛正在政协开会，突然家里打来了一个电话， 见载涛神色不虞，众人忙打听发生了什么事，载涛无奈道：“天公不作美，家里房子塌了，让我赶回去修，可我怎能修得起啊？”

有人不禁纳闷，载涛不是每个月有200块钱工资吗，怎么会连房子也修不起呢？

原来，为了支持新中国的建设，载涛先后购买了1000份胜利公债，花了近2000元，捐献飞机大炮花了约400元，两次为水灾捐款又花了400元，他家里人口众多，每个月光开支就要小200元……

这么一算，载涛的工资几乎没有剩余，自然也没钱修房子了。

后来，毛主席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就从我的稿费中拿出 2000元，给先生修房。劳烦章士钊先生给载涛送去。”

载涛接到钱后，感动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当晚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主席的感激之情。

1969年，载涛因病去世，享年84岁，经毛主席和周总理批示，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此，也算是对他一生成就的最好肯定了。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代皇帝的皇叔和前清禁卫军司令，载涛之所以能在新中国，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如此礼遇，一方面是因为他凭借自己的特长，为我国军马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激荡多变的时事和政局中，宁愿一家人挨饿受冻，也坚决不为日本人和危害国家的人做事，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是一位立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毛主席独特的人格魅力打动了载涛，所以，他才会心甘情愿为新中国奉献自己的力量，如果说载涛是相马的“伯乐”，那毛主席就是载涛的“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