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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有三位姐妹获得了国家首次颁发的抗战胜利功勋章。她们就是照片上的三位老姐妹：大姐范景新（中）、二姐范景明（左）以及叔伯妹妹范景阳（右）。

范景新（中）、范景明（左）、范景阳（右）

她们在抗战烽火中以各自的坚毅，以及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突出表现获得了根据地广大军民的尊崇和爱戴。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她们按照历史的际遇和个人意愿的自行选择，分别与王平、王宗槐、易耀彩结为夫妻。万万没有想到，在我军首次授衔后她们的丈夫分别授予了上将、中将和少将军衔。

为了避免权力之神的纠缠以及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半个多世纪以来，范家姐妹一直守口如瓶，致使这一极具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变得鲜为人知了。直到如今，三位老将军业已逝世了，三位老姐妹早已成了离休干部，再也谈不上什么“裙带嫌疑”了，我们才得以了解这段历史。

范家三姐妹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河北阜平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刚从阜平简易师范学校毕业的大姐范景新参加了革命工作，迅即担任阜平县动委会一区妇女主任。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忙得不可开交，有时连吃饭、梳头都顾不上。

二姐范景明心疼地说：“姐呀，这么多事，我就不能分担点？”

“你能做什么？”

“妇救会的事，我都能干。哪个村的军服、军鞋不够数，我去催；哪个女人拖后腿不让男人参军，我去动员！哪儿扫盲不上心，我去当教员！哪家童养媳没解放，我去反封建！总之……”

景新大姐似乎从景明妹妹的话里得到了启发，她说：“我咋忘了这茬呢？不错，姐正需要帮手，等着，我向上级请示请示！”

过了几天，大姐果然通知她去上班。就这样，二姐范景明于1937年10月也成了吃公家饭的一区妇救会成员。

范景明（后左一）

1938年春，三分区冲锋剧社社长霍嘉霖骑着马，亲自来阜平招演员，范景明和她14岁的弟弟范景波同时报名应试，结果，范景明被录取了，景波弟弟第二年被录取，从此姐弟俩成了八路军的文艺战士。

范家是村里出了名的抗日家庭。除了大姐范景新和二姐范景明，他们的父亲范成儿还是村动委会第一任主任，二叔范茂如是传递信息的基层交通站站长，五叔范颖高是中共地下党员。

抗战期间，父亲和二叔除了组织村里的生产自救，他们还将40多个青年亲自送往部队，为八路军补充了新的血液，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了不起的功劳。

母亲虽然是小脚女人，但也是抗战的积极分子。她天天纳军鞋、做慰问袋，还到各家各户布置任务，检查质量。

由于全村人的努力，范家公村成了支援抗战的模范村。王平县长在没跟范景新恋爱前，曾和县动委会其他领导多次来村里开现场会，表扬先进、鼓舞士气，把这个普普通通的山村搞得生机勃勃。

王平、范景新

这样的家庭氛围，对于子女的成长和对革命道路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当两个姐姐回家之后，尚在一个锅里摸勺子的叔伯妹妹范景阳便央求道：“我也要当八路军，带我出去吧！”

于是父亲和叔叔们也乘机下达了“任务”：“把景阳妹妹带出去！”

很顺利的，在大姐二姐的引荐下，小妹范景阳加入了舞蹈班，从此，晋察冀边区的抗战烽火中，出现了范家三姐妹。

由于敌后抗战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小妹范景阳在冲锋剧社工作了一年多，就和二姐范景明一起响应聂荣臻司令员“女同志尽量去学医”的号召，成了白求恩医科学校（简称白校）的学员。二姐在军医班学军医，妹妹在药剂班学司药。

两年后，鬼子的进攻越来越嚣张，晋察冀军民伤亡惨重。医院容纳不下，这就出现了许多休养连队。每个休养连都需要医护人员，因此，景阳妹妹白校尚未毕业，就调到晋察冀第五军分区司令部门诊部下设的休养一连当实习司药。

这天，连里的张医生突然找到范景阳，说要和易耀彩参谋长相亲，让她陪着一起去。谁知道去了以后，这位参谋长没看上来相亲的张医生，反倒对范景阳很感兴趣。

易耀彩

经过组织调查，范景阳的家庭没有问题，组织上决定实行“分配”，安排范景阳和易耀彩结婚。

范景阳突然得知这个消息后，一脸懵：“不是和张医生相亲吗？怎么变成我结婚了？”

分区组织科长肖时任焦急地问：“同不同意？表个态呀！”

范景阳觉得，易耀彩人不错，老红军、老资格，会打仗，还会打篮球、吹口琴，为人也谦和，和这样的人结合，能接受。

但又觉得马上结婚太突然了，建议“恋爱一段再说”。

“战争呀，打仗呀，哪有那闲工夫？再说来，参谋长是老红军，他看上你，是你的光荣，这事就别拖啦！这样吧：一般人是先恋爱后结婚，你就带个头，来他个先结婚后恋爱吧！”

肖科长这番话在官兵中很快传为美谈，易耀彩、范景阳便成了“先结婚后恋爱”的“典型”。后来军中仿照这种模式成婚的人，不计其数。

易耀彩、范景阳

1941年秋季反“扫荡”之后，二姐范景明奉命离开完县，回白校学医。这时，白校迁址从唐县葛公村迁到阜平县大台村，这里距王平、范景新夫妇的住地稻园村只有6里地。

一个星期六下午，白校放假，范景明像一只快乐的小白鸽，飞到了6里外的姐姐家门口。好几级台阶，她三蹦两跳，“嗨”的一声跳进了门坎。猛抬头，见一位青年干部正襟危坐地在跟王平谈话，那人见范景明跃入室内，脸唰地红了。

范景明则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一头扎进了内室。

大姐范景新轻声地对她说：“看见了吗？他叫王宗槐，原是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刚调来，任三分区政治部主任。怎么样？”

那时，范景明正在学医，对医务工作者十分崇敬，而对政工干部则不屑一顾。加上王宗槐比她大7岁，出于这样的两个原因，她开门见山地回答说：“长相尚可，只是嘛，政工干部，板着脸，可敬不可亲。”

王宗槐

王宗槐走后，王平夫妇跟她讲了个“活辞典”的故事。日军在百团大战中吃了大败仗，他们不死心，妄图报复，立刻调集7万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采取了“铁壁合围”和“梳篦式清剿”，这就是 1941年秋季反“扫荡“的缘由。

一场大战之后，军区机关从灵寿县李家沟回到了平山县的陈家院村。党中央十分关心晋察冀干部的伤亡情况。

晋东南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来一份电报，要晋察冀军区组织部上报一份营以上干部名册。项目不多，只要写上姓名、部别、职务这3项就行了。

那时，组织部编有5个科：组织科、青年科、统计科、巡视科，都有科长，唯独干部科长由部长王宗槐兼任。

两名干部干事到职不久，情况不熟悉。更难办的是，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不要说干部档案，连份花名册也没有。

这种状况是敌后抗战的特殊环境造成的。1939年秋，晋察第一次反“扫荡”时组织部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烧掉了不便携带又无法转移的文件、档案、资料，只搞了个干部履历表，埋在唐县稻园村。不料，日伪军挖地3尺，把它挖了去，暴露了晋察部队的一些实力。

聂荣臻司令员指示说：“往后，反‘扫荡’前把文件、表格统统处理掉，反‘扫荡’之后再填表、整理。”

后来的几次反“扫荡”，八路军总部急着要弄清楚牺牲了哪些干部，发来了急电要求把营以上干部花名册立即报上去。若制表发下去，填表后再汇拢，显然等不及。因此，王宗槐手拿电报，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一场考验呀！”

范景明、王宗槐

随后，他拿出笔，把军区司、政、供、卫机关及直属队营以上干部，一一列出了名单。然后，又把一至五分区的营长、教导员、团特派员、总支书记、机关股长、科长、协理员等营以上干部，按编制序列都列了出来。

那两名干事，一个用复写纸制表，一个跟在后边填写。3个人分工协作，仅用5个小时，一份全军区营以上干部花名册造成并上报了。总计近 2000名。因为分散，萧克领导的冀热察挺进军和吕正操领导的冀中军区按惯例自报，故不在内。

上报的数字与实际数据一个不差。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表彰说：“神了！干部工作活辞典呀！”

范景明被故事的主人公打动了，答应与他交往交往再说。

后来的几个星期天，范景明和王宗槐按照景新大姐的安排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会了面。

刚开始，范景明不说话，等王宗槐提问。可王宗槐话更少，总是咳嗽。那尴尬局面使范景明产生了“话不投机”的感觉。

回家后，景新大姐问及进程，范景明仍然是那句老话：“像木头，可敬不可亲！”

王平夫妇分头做了一番思想工作。

景新大姐对妹妹说：“热水袋，内外一样热，凉得快；热水瓶，外冷内热热劲长，看人不可看外表，相处久了就好啦！”

王平则鼓励他的这位老部下：“下次见面，活泼点，别总是板着脸！”

范景明、王宗槐

由于事先的毛毛雨下得透，再见面时，范景明主动问王宗槐：“如何加强记忆力？那2000个干部名字是怎么记住的？她还说，书本上那么多病名、病症以及各种药名就是记不住，想从中得到启发，找出加强记忆的好方法……”

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人终于步入爱河。但由于范景明还在学医（白校规定，在校期间不准结婚），二人直到1944年6月26日才举行婚礼。结婚地点就在延安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的一孔窑洞里。

延安的工作是忙碌的，他们二人原本有三天的新婚假，但愣是一天也没休，范景明和王宗槐就奔赴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战争年代，延安的伙食很差，衣食尤为奇缺。但组织上的关爱却使范景明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1945年夏，范景明怀孕了。大伙房里常吃刺刺菜，都是大家上山挖来的。正常人见了都发愁，何况孕妇呢？

王宗槐夫妇和孩子

有位同志见范景明营养不良，怕影响后代健康，特意为她从老远的地方买来一只母鸡给下蛋补养。有人也许会问，大家都那么苦，她养鸡下蛋，不怕显眼？这还要感谢朱德总司令的独到见地了。

其实这里已有先例：参加过平江暴动的吴自力同志很会安排生活，菜也种得好，养有好几只鸡，窑洞里有时还挂块腊肉呢！可有人却认为建设小家庭会消磨斗志，建议总司令管一管。朱老总坦然一笑说：“他一没偷，二没贪，好嘛！他把生活搞好了，我们共产党里不就少一个人受苦了吗？”

朱老总的这番话，解除了同志们的顾虑，延安很快掀起了生产自救的热潮。

说到延安，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吐不快，那就是毛主席曾为范景明添新衣。

事情是这样的：

范景明在赴延安途中遭鬼子袭击而丢失了所带衣物，婚后又无钱添置，连换洗都倒不过来。不久，中央医院在杨家岭搞了个卫生展览，让范景明当解说员。毛主席、任弼时，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等一块参观了展览。

毛主席看得真，问得细。他指着那瓶污水问：“这是什么？”

范景明说：“延河里的水，随便舀来的，里边有10多种细菌和寄生虫呢！”

毛主席

毛主席从显微镜里看了看，然后指示说：“你要让所有参观者都看看，要向群众讲清楚，生水不能喝，要煮开了喝。要多多宣传防病知识。”

说到这里，毛主席问范景明：“你叫什么名字？”

她回答说：“范景明。”

毛主席掏出钢笔，伸出了手掌，说：“写上，哪三个字？”

她在毛主席手上写了个“范”字。毛主席说：“模范的范。”随着下边两个字的出现，毛主席继续说：“风景的景，光明的明。”

她说：“是的是的。”

毛主席接着说：“你是晋察冀来的，对不对？”

她打了个军礼：“是。”

“晋察冀的军装，草绿色，好看。可这天气这么热，咋还穿着？”

范景明低声对别人说：“没换的。”但没有亮出无衣更换的原因。

毛主席

毛主席这一问，引起了刘景范厅长的重视。事后，他设法给她做了件带背带的工人裤和一件灰色细布褂子。这在当时是很大的照顾呀！

这套衣服被范景明视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她舍不得穿，一直珍藏在箱子里。1976年9月9日，众所敬仰的一代伟人毛主席逝世了，她和王宗槐追忆往事，流了很多泪。

新中国成立后，王宗槐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了8年。这8年中，他的主要职务是一任三兼：任青年部部长，兼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和一年多时间的总政秘书长。

王宗槐在总政工作期间，赶上了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这时，王平任总参动员部部长，职位高，资历深，德高望重，被授予上将军衔；王宗槐和易耀彩分别授予中将和少将军衔。

1955年中南海授衔

授衔的前一年，我军普遍进行了人员精简。一些没有技术特长的女干部便成了精简的重点。大姐范景新，抗战初期，也曾是八路军战士，进白求恩医科学校学过医。但因抗战形势的需要，她未能学业期满就中断了学业，回到了被人称作“万金油”的政治工作岗位。因为她没有攻下医校文凭，于1954年脱下了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直到离休。她的最高职务为局级干部。

如果王平、王宗槐稍有私心，范景新不脱军装而参加授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体现了开国将军和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许多老同志都说：“范景新在授衔前脱下军装，这说明，三位开国将军出以公心！”

后来，有些转业的将军夫人又在“革命需要”的名义下穿上了军装，成了二次入伍的军队干部，但范景新却一直没有动心。她总说，比起先烈来万幸呀！

授衔典礼

1955年授衔时，王宗槐夫人范景明在总参卫生处任助理员，她1937年参加革命，被授以少校军衔；易耀彩夫人范景阳在海军门诊部工作，1939年参加革命，授以大尉军衔。

老同志们普遍认为：“范家姐妹的资历深、贡献大，授以少校和大尉，衔位居下。”

这样的口碑，就是对王宗槐这个全军干部部门负责人最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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