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在我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张涛这样一位曾与徐向前、叶剑英等元帅齐名的红军军长。

这实际上是很正常的，由于他在一场战役失利后便逃离部队隐居了起来，这位曾经的红军军长便不再属于共产党的队伍之中，所以党内对他的记载很少。

在他脱离队伍后，复又加入了国民党的队伍中当了营长，从这些经历客观来看，此人毫无疑问是个“大叛徒”。

然而建国后他没有受到党的一点追究，好友黄克诚将军还替他主动说好话，最后他在家乡还安稳地当起了一名村干部。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当初的“叛变”行为是否另有隐情？看完本文章后，你觉得将张涛定性为“叛徒”是否正确呢？

第一次国共对峙时期，张涛曾与肖克、徐向前等我军著名将领一齐被列为国军“匪首”名单，但由于后来的私自出逃事件导致其人资料保存较少，生卒年俱不详，只从黄克诚将军的回忆录中还能找到关于张涛事迹的记载，知道他是湖南祁阳人。

早年，他参军加入湘军唐生智部，1926年作为一名普通军士参加北伐战争，期间在军队的教导队学习，结识了政治教官黄克诚。

当时的黄克诚将军早早便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认同共产党的理念，虽然因为国共合作的原因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当政治教官，身份却一直保持是共产党员。

在黄克诚的影响下，虽然没读过几天书，但每日认真听讲的张涛也认同了我党的理念，逐渐认为只有给人民打天下的共产党才值得他为之奉献一生。

1930年，国共合作破裂，双方剑拔弩张，黄克诚奉命到达彭德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担任政治委员，此时他没有忘记曾经的“优秀学员”张涛，写信劝他加入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张涛本就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所怀疑，因此在老师黄克诚的动员下决定参加工农红军。

进入红军这一民主先进的大家庭后，他的满腔热血与才能终于找到了发挥的地方，每次作战必身先士卒。

在一次围攻长沙的战役中，他因这种作战风格不慎身负重伤，但伤还未痊愈就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不久又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成了一部游击队的队长，让国军四处疲于应对。

这种突出的表现使得张涛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加上他在国军当兵期间又跟随黄克诚学了不少军事知识，1932年，中央军委决定升任其为红16军副军长，同时担任其所在部队地红军设立的分校校长。

1933年8月1日建军节这天，红军新番号红17军正式成立，组织决定让张涛担任军长，与政治委员方步舟、副委员叶金波一起率领这支朝气蓬勃的新生部队。

当时的红军军长有徐向前、陈毅、朱德、贺龙等开国元帅，虽然红17军这种新部队的编制与先前部队稍有不同，但基本可以说张涛那时是和这些开国元帅将军同一级别的。

短短三年时间就在红军到达如此高度，可以说张涛完全配得上红军潜力新星这一称呼，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张涛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但在王文驿这处地点，一场失利彻底改变了张涛与红17军命运。

1934年1月，张涛率领17军在龙港、木石港、燕厦镇一带与敌人国军43军军长郭汝栋作战。

作战初期，张涛用了一招漂亮的指东打西战术，先假装要佯攻通山县城，敌人吓得惊慌失措连忙派兵救援县城，调出大量敌人以后张涛得以迅速兵临燕厦镇，然而攻取燕厦镇时遭遇了郭汝栋的猛烈抵抗，最终没有成功。

张涛久攻不下，选择转换进攻目标，在木石港地区集中主力与地方民兵又打了一场大胜仗，拆除了国军在此处所建的全部碉堡，最终战果歼敌近千人，缴枪几百把。

木石港战斗胜利后，张涛不慎错判形势，认为这种战果已经很好，部队这几日强行军也需要休息，在木石港地区也可以补充因战争而损失的兵力，就这样一连在此地休息了7天。

等再次动身前往王文驿时，这一天正好是除夕之夜，张涛鼓舞士气，提出了“打回龙港过个好年”的口号，没想到黑夜里突然火光四现，周围骤然出现了万枪齐放、重炮轰鸣的巨响。

原来，在张涛休整的这一段时间里，郭汝栋早已调集大批兵马围困了17军，提前得知了他们的动向，选择在王文驿这里打了17军一个伏击战。

将士们仓促应战，可敌众我寡，多重的国军包围网密不透风，除17军高层外，5000多人的部队只有机枪连政治指导员王义勋率领了几百名战士拼死突出重围，17军战士们伤亡的场面可谓是触目惊心。

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这场惨痛的战役，在现在的王文村（建国后改名）依旧保留有一块写着“王文村三槐寺红军无名烈士墓”的水泥碑。

王文村的老人回忆这场战争时说：“那一仗打得很惨，倪家垣那块到处都是尸体，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给烈士们埋了遗体，可是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只好建一座无名碑。”

率领突围的王义勋同志后来不断进步，战功卓越，1955年时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可17军的其他高层人员却因这次的惨败遭了殃。

17军失利后几乎伤亡殆尽，因此这一成立起来连半年都没到的番号被撤，军长张涛的职位也一起被撤，政委方步舟、叶金波等人停职反省。

由于那时的红军由博古、王明等人掌权，学着苏联在党内搞起了肃反运动，错杀了一大批好同志，把红军上下搞得一团混乱。

很多看不惯17军的有心之人就趁机攻击张涛、叶金波等人，发起内斗，叶金波由于自家二哥叶鹤波在国民党任职，就被以“里应外合”的污名告向中央。

博古、王明对17军的损失正好火大，看到这种报告没有去多调查，草率地枪毙了叶金波泄愤。

张涛看到叶金波被错杀，心中也惶恐起来，他作为一军的负责人，自然是可以肯定叶金波是无辜的，而如果叶金波都能被定性为有罪，那他也没有好下场。

手臂有伤的他还在休养，心中判断如果按照博古、王明的行事风格，一定会在他养好病以后假装开一场“民主”的审判然后宣布自己死刑，他不想坐以待毙。

思来想去，一天深夜，他扶着受伤的胳膊选了个时机偷偷溜走，到了河南一带隐居起来，想不再问世事，安心种田过完一生。

但张涛心中仍有一腔热血，眼见中华大地被日寇侵略，他又起了参军的心思，可自知已是共产党的逃兵，只得加入国民党军队。

在国民党军队他没有透露自己曾经在共产党中的经历，从一个小兵重新做起，却也因为指挥能力突出最后成了国民党的一个营长，这在讲究关系人情才能升职的国军内部实际上十分不容易。

也许在国民党部队中曾有这样一幕—国军将领夸张涛天生有大将风范，因此提拔他，可张涛回忆往事只是苦笑不止。

解放战争胜利以后，张涛返回到家乡祁阳，在分田地的土改运动中他表现得十分积极，主持分田工作时表现得负责且公正，因此被村民选为了村中的基层干部。

这期间他对党组织坦白了自己的错误，希望能重新入党。

经过一番调查，党组织认为他在抗战期间有机会却没有就近联系河南附近的游击部队，因此认为他身上有历史错误且没有及时改正，拒绝了他的请求。

党组织给出的理由还是合理的，既然张涛是被博古、王明逼走的，那中央毛主席回来主持工作以后为什么张涛不想法归队呢？

张涛对此只是连道惭愧，说自己当了逃兵实在是无颜再见共产党的同志们，离开部队后他每天都在后悔，加入国军也是想着哪天在战场上打鬼子死了也算值了，至少算给国家做了贡献，然而可能是天生命硬，什么险境都要不了他的命。

在十年动荡时期，张涛的这种经历十分危险，有可能成为重点针对的对象，然而黄克诚将军没有忘记曾经的好友，特意嘱托当地政府：“张涛当年出走军队是有原因的，不求你们特殊待遇，但是不要因为他身上的历史包袱而对他有什么偏见。”

这也使得张涛没有在将来的那场风波中被波及，一直在家务农到身故。

由以上纵观张涛的人生，实在是有不少的争议点，但他确实和其他那些叛党叛国的将领不同。

在战败以后，他离开党的原因更多的不是怕担责任，而是怕博古、王明等人对他进行不公正的审判，怕自己像好友叶金波一样枉死。

战场上他冲锋在前多次负伤，这种卓越的表现证明他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但他怕自己的命没有死在战场上而冤死在了战友手中，这也是有着高度理性的党组织没有把他单纯按照“逃兵”处理的原因。

张涛在红军建军初期便有了与各大元帅一样的地位，作战风格也是有勇有谋，潜力突出。

后来却因为造化弄人，在今天连一份官方档案都无法寻到，只在好友黄克诚将军的回忆录中才有所记载，可见一个名将的养成除了自身的本领外，时运这种东西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