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同志最后的两年半，和他整个的一生一样，对党、对人民、对同志的深情厚爱，是和他对阶级敌人的憎恶与愤恨紧紧交织在一起的。

尽管林彪、“四人帮”制造出那么多荒唐怪诞的谣言，却做贼心虚，从来不敢在贺龙同志面前提出什么问题。

还是在1967年底，我在地下室的台阶上捡到了一角绿色的纸片，这个油印的传单上有“贺龙篡军反党”等字样，贺龙同志看了一眼，淡淡地一笑，说道：“他们喊‘打倒贺龙’，我是不打倒自己的。我没有罪，我还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1968年9月18日，他们突然送来了一封信。

我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同志“交代”历史上的所谓“罪行”。

这算是隔离以来向他提出的唯一的重大“问题”：“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同志把信往桌上一摔，气冲冲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

对于贺龙同志的愤怒，我完全能够理解。

提出这个问题是卑劣而又阴险的。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破坏，洪湖、湘鄂西地区的革命事业遭受了惨痛的失败，红军部队由1.5万人减到不足3000人。

1933年12月，蒋介石一面以重兵围困，一面亲自派遣反动政客熊贡卿，以贺龙同志“早年友好”的名义，妄图进行游说和策反。

接到了熊贡卿探询的来信，贺龙同志立即识破了敌人的用心，并看做是对自己极大的污辱，当即报告了党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分局为了搞清楚敌情，决定允许熊贡卿前来。

等熊贡卿供出情况之后，贺龙同志马上下令把他逮捕，就在从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个山垭口上，贺龙同志先向红军部队宣布了熊贡卿的罪行，然后下令把熊贡卿枪毙了。

这件事，表现了贺龙同志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无比坚定。

当时在场的上千名红军战士，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件事，贺龙同志和湘鄂西分局及时报告了中央，有关材料一直保留在党的历史档案中，本来是白纸黑字，早有定论，并且是有案可查的。

然而，现在竟然成了贺龙同志的“罪行”。

他们恶毒地诬陷贺龙同志“通敌”，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

那个与林彪、“四人帮”狼狈为奸而又掌握大权的“顾问”，1968年5月16日，也曾信口雌黄：“贺龙在历史上就搞投敌叛变，现在不可能没有问题。”要“现行和历史综合研究和具体落实”。

这些阴险毒辣的阴谋家，就这样把贺龙同志历史的功绩颠倒过来，妄图把他打倒。

在战场上，贺龙同志面对着敌人的子弹，他眼睛都不曾眨一眨，现在，这个用最堂皇的革命词句装潢起来、盗用了党的庄严名义射来的毒箭，却把他那颗赤诚的心给重重地伤害了。

他抓过一个笔记本来，不停地写“冤枉”两个字，一页纸写得满满的。

他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

整整一天，他都被怒火烧灼着，烟吸得很多，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那步态，那神情，简直像一只受了伤的“雄狮”，使我看一眼就心如刀绞。

晚上，他忽然说话了。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谈信上的事情，却谈起了过去。

他谈到：1916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的盐税局子，拉起了最初的那支打富济贫的队伍。

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驱赶了敌人派来的“说客”，处理了部队的反动分子，掩护了被追捕的共产党人的农协会员，然后，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参加了南昌起义。

失败后，他脱下了将军的马靴，穿上了草鞋，和周逸群等同志带着几支手枪路过洪湖，攻打反动民团，缴了几百支枪。

他把枪留给当地组织游击队，然后回到家乡桑植一带，发动农民起义，几经失败和挫折，终于组织起红四军，创建了湘鄂西红色根据地。

他谈起了那些九死一生的战斗，也谈到了艰难的万里长征，谈到了在王明路线时期，自己怎样处于被排斥和不受信任的地位，又如何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使革命减少损失；

也谈到了在张国焘搞分裂阴谋的面前，怎样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进行斗争的情景。

他还谈到了他的亲属。

他的亲姐姐贺民英(香姑)、贺五妹，在同敌人生死搏斗中壮烈牺牲了，妹妹贺满姑被残酷地杀害，连尸骨都不能收。

战争中，贺家宗族上百口人死在阶级敌人的屠刀之下，敌人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屋，挖了他家的祖坟……

是啊!几十年的拼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他找到了党，他跟着党中央、毛主席，从没有三心二意，从没有片刻懈怠。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的生命同党结成一体，谁也无法使他分开!

“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进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

他摇了摇头，声音低下去了，“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这一夜，贺龙同志在床上翻来覆去，通宵没有睡觉。

第二天，我整理床铺的时候，发现枕巾湿了一片。

那份所谓“问题”的材料，被贺龙同志摔在一边，再也没有理睬它。

但是，他思虑的问题似乎更多了，因而常常失眠。

好几天，他不断重复地对我说：“咳，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

有一次，他对我说起了这样一件事：

1966年9月间，他见到了林彪。

当时林贼阴阳怪气地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我问他是怎样回答的，他说：“我回答，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

我怀着由衷的敬意，望着贺龙同志那正气凛然的神情。

他已经看穿了林彪一伙对他又拉又打的无耻伎俩，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是啊，这一伙阴谋家如此疯狂地迫害贺龙同志，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历史原因的。

早在战争时期，贺龙同志就知道林彪犯有严重错误，并对他作过批评。

对于这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丑恶历史，我们也有所了解，并作过揭发。

更重要的是，作为党的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同志在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他一向立场坚定，无私无畏，坚持原则，嫉恶如仇，刚正不阿。

正是这些，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他们要置贺龙同志于死地。

而贺龙同志尽管处境如此险恶，他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是在想着党的事业!现在不是我们个人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着苦难。

这一切，使他坐卧不安。

他多么想冲出这个囚笼，把他的遭遇、他的想法告诉党啊!

特别在和周总理断了联系之后，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

“我愿意见群众!我要把实际情况向群众讲清楚!”

他要我帮他弄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准备到群众中去。

在收到幺女来信之后，他也曾想和孩子联系上，通过孩子把情况和意见报告给党。

自然，监护太严了，这些都没能实现。

1969年2月的一天，贺龙同志用手杖敲着林彪的照片，愤怒地说：“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许我革命啊?为什么?过去你有错误，我好心希望你改正，现在你倒整起人来啦!”

他对我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又指着中央文革那个“顾问”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九大开会了，看到公报和中央委员名单以后，一连几天，他都双眉紧锁，心情沉重。

他愤慨地指着林彪、江青及其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大换班!用心狠毒!”

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更加忧虑了。

斗争越来越尖锐了。

林彪、“四人帮”不仅要在政治上把贺龙同志打倒，还要从肉体上把他消灭。

我们的处境也越发危急了。

我和他合用的一块毛巾，早已经破了个大洞，这时只剩下四个边边。

贺龙只有两套衣服，全都破了；破了再补，补了又破。

一双线袜补了一层又一层。

穿的差些还可以忍受，难耐的是在饮食上对贺龙同志病体的折磨。

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

这种病本来不是什么不治之症，需要的就是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

过去多年来，由于用心护理，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

现在，凶狠残忍的林彪、“四人帮”却利用了贺龙同志所患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

他们首先在饮食上下了毒手。

伙食本来就很差，特别是强迫我们搬到山下以后，吃的更差了。

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里盛着饭，多数是不给盛满的；另一格是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糠萝卜，再不就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

每次吃饭，都是我犯愁的时候。

他患的这种病，副食就是他治病的医药，就是他的生命，总得让他多吃点菜呀!

我把筷子伸到菜盒里，蘸一点咸水放在嘴里吮吮，尽量省下菜来给他吃，这个动作被他发现了，他拿起筷子从中划开，要“各自包干”。

这我也有办法，瞅他不注意，把“分界线”悄悄地挪动一下。

可是，这又能解决多大问题呢?

副食越来越坏，甚至有一次，送饭的人竟然把饭菜全部倒在地上。

在医疗上的迫害，更是狠毒。

原来营部的一位医生，对贺龙同志很关心，医疗上也比较用心。

贺龙同志的腰扭伤了，他弄来了中草药敷治伤处，有时还悄悄地为我们买点零星的东西。

但是，迫害加剧之后，这个医生被调走了，派来了一个新的“医生”。

这个经过林彪死党六次“政审”、精心挑选的“医生”一来，就开始在医药上做文章了。

他采取各种各样的花招，来抄检搜查贺龙同志的药品；没有搞到手，就公然用“组织决定”的名义，把贺龙同志一点必需的备用药品甚至检验糖尿的试剂都全部拿走了。

此后医疗条件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

每次服药，他还要监视我们吞下去。

接着，又在暖气上做文章，在严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气关掉了。

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使贺龙同志的身体更加衰弱了。

我注意到：他越来越坐不住了，读书坐不多会就起来走走；要听收音机，可打开听不一会儿就要关上。

听见监护的人杀猪了，他说：“真想吃点猪耳朵。”

不用说，是要不来的。

谈起了当年在湘鄂西的斗争，他忽然说：“咱们家乡的糍粑可好吃啦!”

可哪里有呢?

有一次，他突然说起了两年前在总理家住时的生活，他问我：“那时候，邓大姐问我们要吃什么，就叫厨房做，你要过什么没有哇?现在说说，画饼充饥也很有意思!”

我已经看出来了，他是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我望着他那消瘦的脸，强忍着心头的酸楚，问他：“你是不是饿啊?”

他凄然地笑笑：“嘿，算你说对了。”

这种饥饿，是由于副食太坏，营养不足，致使糖尿病失去控制的表现。

但是，“医生”不仅不给检查和治疗，反而让他吃糖，促使病情加重。

没有足够的饭食，又不给药，真是急死人!

我不能眼看着他忍受饥饿的折磨，也不能让他“饮鸩止渴”似的吃“医生”给的糖水解饿。

可是怎么办?

我抬起泪眼，满屋里打量，哪里有什么合适的东西给他吃呢。

为难了很久，我横了横心，闯到厨房里去，拿了一棵白菜，抓了一把盐。

我把白菜腌在盆里，倒上水。

这盆泡菜给贺龙同志带来了快乐，一会儿跑过去，拿根小棍捅一捅，看一看，闻一闻。

两三天以后，泡菜泛起了水泡，冒出了酸味。

当我看着他大口吃着的时候，我多么高兴啊!

后来，正经蔬菜搞不到了，我就在野菜上打主意。

我从院子里拔了些茴茴菜、苦苦菜、马齿菜，拿回来洗洗烫烫，贺龙同志又有了点可以吃的东西了。

当然，这些无情的草木，终归解决不了贺龙同志的营养和治疗问题，他的身体一天坏似一天，脚气的感染长期不愈，反而更严重了，身体衰弱，步履艰难，连上趟厕所也走不动了。

那些天，他经常讲起当年长征的生活，常说：“那时候穿的衣服就是这样。”

“过草地，就是吃这个。”……

我看出，他是在讲给我听，也是借回忆当年的艰苦斗争，来激励着自己坚持下去。

他已经意识到，在这残酷迫害下，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

一天，他终于对我说出了他反复想过的话：“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一斗!”

他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一天夜里，由于那个“医生”的折磨，我们虽然服了安眠药，还是不能入睡，我只得挣扎着起来找医生再要些安眠药。

因为身体太弱了，刚走出房门，眼前一黑，就晕倒在走廊上。

他见我很久没回屋，爬起来找我，拉我拉不动，只得去找人帮忙，结果他又在走廊的另一头栽倒了。

过了很长时间，哨兵发现了，才把我们搀回来扶上床。

半夜，我刚刚醒过来，就听到有人在唱歌。

原来是哨兵在窗外轻声地唱：

“洪湖水，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是家乡……”

在这样的时候，竟能听到这样的歌?

虽然贺龙同志被整成了这个样子，可人民还是热爱着他啊!我激动地挣扎着爬起来，隔着窗子问道：“同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

哨兵小声回答：“湖北……阳……”

贺龙同志显然已经听了一会儿了，这会他把话接过去：“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

接着就谈起了洪湖，谈起了他家乡的革命人民。

他深情地说道，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

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他想念着洪湖，他没有想到，这个善良的青年战士说出的三个字，是他最后听到的亲切的洪湖乡音；在山谷深夜的这几句歌声，是他最后听到的关于洪湖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