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装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以及他们擅长组织发动和从事敌后游击战的特点，在抗战初期就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体现，从南至北，这一特点无处不在。在日军尚未占领武汉之前，他们就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八路军在其后方的巨大威胁，华北的八路军及其抗日民主政权更是被日军视为阻碍其灭亡中国的“绊脚石”。

1938年8月至9月间，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调集重兵，企图再次西渡黄河，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猛烈的进攻。为了执行这一行动，第一○九师团向汾阳城集结了大量弹药、粮秣和渡河器材等物资，准备沿汾离公路（汾阳至离石）运往黄河东岸。

八路军总部立即指示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坚决拖住敌人”，三四三旅迅速反应，派遣六八六团进至汾离公路附近，寻找时机进行伏击，并切断日军的运输线。

汾离公路，作为日军在汾阳至离石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其两侧均为无人区，为八路军打伏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日军之前已在此处吃过苦头，对六八六团的伏击战术有所防备。他们在公路两侧设立了众多据点，修筑了坚固的碉堡，运输时更是前后有重兵掩护，使得伏击部队难以找到突破的机会。

时值深秋，红叶满山，景色虽美，但对于潜伏在山区，只能在荒无人烟的树林中露营的八路军战士来说，却是另一番滋味。早晚的山区寒气逼人，他们身着单薄的衣物，被冻得瑟瑟发抖。然而，这些困难并未让他们退缩，他们依然坚守岗位，等待着最佳的伏击时机。

团长杨勇带领着各营的干部们频繁地外出勘察地形，寻找最佳的伏击点。一天清晨，当他们登上薛公岭时，眼前突然展现出了一片绝佳的地形。四周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公路在山势的引导下蜿蜒而来，穿过一片陡坡后，进入了一片凹地。这片凹地并排平列着四条山沟，每条沟里都长满了齐腰深的茅草和杂乱的灌木，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场所。

正当众人欢欣鼓舞之际，侦察队长刘善福却带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日军已经在凹地对面的制高点上修建了一座高大的碉堡，用于掩护运输车队通过。这个情报让原本乐观的众人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激烈的讨论中，有人提议提前拔掉碉堡，但这样会打草惊蛇；也有人建议在碉堡后方的山凹里也埋伏一个排，同时攻击碉堡和车队。然而，这些提议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就在这时，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经过计算，确信迫击炮连只需三发炮弹就能摧毁碉堡。这个提议让杨勇大喜过望，困扰众人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