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引发的大混战

实力雄厚的桂系被蒋介石当作“削藩”的首要对象后，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的一手离间计用的炉火纯青，桂系将领投诚的投诚，倒戈的倒戈。4月，桂系兵败，南京占据两湖。

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对冯玉祥许以重利，换取冯不援桂。事后，承诺未能兑现，引冯不满。10月10日，冯玉祥的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20余人通电反蒋，蒋冯战争爆发。蒋介石故技重施，先许以利益稳住阎锡山，防止冯、阎联手；再用重金和官位利诱冯部将领韩复榘、石友三倒戈。不到一个月，冯败退关中。

与此同时，逃亡国外的李宗仁、白崇禧卷土重来，联合张发奎组成“护党救国军”，通电反蒋。12月，冯玉祥失败后，驻郑州的唐生智宣布加入“护党救国军”，拥汪反蒋。广西李宗仁等暂未形成气候，蒋介石调兵北上攻唐。阎锡山、韩复榘被蒋介石收买，加入反唐阵营。1930年1月，唐生智溃逃。

蒋能屡屡得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地方实力派各怀鬼胎，以自己利益为首要，故为一盘散沙，使蒋能各个击破。如蒋桂战争期间，蒋起用曾反对他的唐生智去离间白崇禧部，唐收回旧部后，即准备反蒋，但反蒋前，又担任蒋的先锋先去反冯。曾使桂军主力李明瑞师倒戈的俞作柏，桂系失败后被委以广西省主席，接掌广西的俞却反手竖起反蒋大旗。蒋冯鏖战之际，阎锡山接受了蒋委任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并将战败的冯玉祥软禁在山西，但过了不到两个月，阎、冯握手言和，并联合卷土重来的李宗仁，共同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

1930年4月1日，冯玉祥、李宗仁等共拥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公开向南京宣战。5月11日，双方军队在豫东、皖北、鲁西等地正式开战。因主要战场位于中原地区，故又称这场战争为“中原大战”。

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此时也加入反蒋阵营。7月，各反蒋派聚集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中央扩大会议。9月，在北平成立国民政府，推阎锡山为主席。

各地方实力派和政治敌对派形成大联合，虽然他们的合作是脆弱的，但架不住声势浩大。处境艰难的蒋介石，再次使出杀手锏，对在东北坐山观虎斗的张学良许以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职，要求入关参战。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东北军大举入关，直指平津。

形势急转直下，阎、冯腹背受敌。10月，蒋军攻占开封、郑州，斩断阎、冯军队与桂系军队的联系。11月，阎、冯战败，分别退守山西、陕西。攻入湖南的桂系因失去北方支持，也退回广西。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几乎击败了党内所有敢公开与他对抗的军事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看起来已经实现“削藩”，统一了全国。而亲密合作两年的蒋介石、胡汉民，矛盾却趋于激烈。

约法之争，终致蒋胡反目

蒋胡都坚决主张统一全国，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这是二人合作的基础。1928年，虽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但实际还是几大军事集团割据状态。

故二人联手展开“削藩”，当蒋介石以中央名义攻伐、剪灭异己之际，胡汉民总是坚决站在蒋一边。每当战事起，胡总是通电斥责声讨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蒋在前线指挥作战，胡在南京主持中央，保障后方。蒋、胡配合默契，使蒋没有后顾之忧，军事上方能得心应手。

但蒋胡这个时期的密切合作，并不是团结一心，而是各有各的想法，实质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合作。

胡汉民帮助蒋介石消灭异己、统一全国，是为了实现他理想的“以党治国”。胡向来以党的元老自居，强调“党权”高于一切，希望用“党权”来约束“军权”。

而蒋介石则在用军权铲除异己的同时，逐步蚕食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企图建立个人集权统治。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后，陈果夫以中常委身份代理蒋介石的中央组织部长职，陈立夫则担任中央党部和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他们凭此控制中央和地方党部，打击异己。

随着蒋介石打败一个又一个对手，手中军权愈重。胡汉民倡导的“党权”，面对强横的军权时，往往束手无策，以“党权”来约束“军权”更成为一句空话。

在用人方面，蒋、胡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蒋介石在消灭异己时，不顾法制，到处以中央名义封官许愿，拉拢收买，引起胡的极度不满。胡虽极力反对，但终究无可奈何。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地位仅次于蒋介石、胡汉民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出身于官宦世家，深谙中国官场之道，他处事圆滑，谋而后动，城府颇深。谭也曾对蒋介石的独断有所不满，但当他逐渐认识到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有实力的人物时，他便不再反蒋了，且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将国府主席让与蒋。

谭延闿以自己的资历，周旋于蒋胡之间，每当他们发生冲突时，就充当调停人，化解了不少矛盾，未引起蒋、胡之间的公开对抗。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随后，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缺少了这个蒋、胡之间的缓冲人物，蒋胡矛盾迅速表面化了。

中原大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统治较前稳固了，蒋介石便提出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此前国民党中央通过的《训政纲领》，确定以“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胡汉民就以此为依据，反对蒋提出的制定约法。

表面上，蒋、胡之间的约法之争是政见的不同，实际上，蒋胡对彼此的真实意图都了如指掌。蒋介石希望借制定约法，把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胡汉民自然坚决反对，他不可能能接受在国民政府五院之上再有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大总统。

围绕制定约法与否，蒋、胡之间的矛盾迅速公开化、激烈化了。蒋介石大权在握，拥有绝对实力，对唾手可得的总统之位，自然势在必得。面对最大障碍胡汉民，蒋介石一再调和，一忍再忍，无果后，终于决定以非常手段处理。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宴请胡汉民和全体中央委员。当胡汉民来到后，被人单独领至别室，随即，蒋介石历数胡之罪过，胡一一予以当面驳斥。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事情已无可转圜。当晚，胡就被扣押于此。随后，胡汉民被押解至南京郊外汤山总司令部俱乐部软禁。史称汤山事件。

国名党粤籍要人大联合，宁粤分裂

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后，引发社会各界公愤，纷纷谴责蒋，要求恢复胡的自由。在国民党内，也引起众多要人不满。

蒋介石此举虽然得到党内部分元老的默认，但不是所有元老都赞同。3月7日，向来支持蒋的戴季陶，找借口离开南京，隐居宝华山，表明了自己的消极态度。8日，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请求辞职，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也借口在广东养病不回。

胡汉民被监禁后，并没有就此低头。他提出铁道部医官邓真德前来照顾。邓是铁道部部长孙科的心腹，通过邓，胡汉民先后同孙科、古应芬取得联系，要求他们在两广反蒋。

胡汉民是广东人，曾多次主持广东生政，根基深厚。古应芬也是广东人，长期担任广东要职，关系广泛。陈济棠握有广东军队主力，实力强横，而陈的发迹离不开胡、古的提携，对胡、古言听计从。

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通电弹劾蒋介石，公开反蒋。次日，汪精卫通电相应。5月3日，陈济棠领衔广东将领数十人联名通电反蒋。5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通电反蒋。两广连成一片，反蒋声势浩大。

1931年5月27日，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实现反蒋各派大联合。第二天，又成立国民政府，政府成员几乎是清一色广东人。

宁粤对峙形成后，双方招兵买马，整军备战。同时四处联络，壮大势力。在双方军事尚未准备好前，照例是进行口水仗，隔空骂战。

然而事件的走向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发展，宁粤双方调兵遣将，激烈对战，最后胜者当政，败者被迫妥协，或出走，或屈服。历史的发展，总带有一些偶然性、戏剧性。

就在双方陈兵前线，全面开战时，“九一八”事件震惊了中外。面对外侮，党内外都呼吁一致对外，宁粤合流成为必然。

蒋介石的下野成为了宁粤合流的先决条件，经过多轮谈判，蒋最终妥协。1931年12月15日，蒋再度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