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卡门的提琴
编辑|卡门的提琴
作为开国之君，刘邦从一个不起眼的私家武夫一步步走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本是一个传奇的爬升之路。
然而，就在他揽镜自省的那一刻，却发现前方困难重重、危机四伏。
刘邦深知，要想稳固新生的王朝,就必须从内从外两手抓，于是，他灵活施策，对内则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期稳固地位、巩固政权。
那么，刘邦都做了哪些尝试？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稳定政权与亲征平定地方叛乱郡国并行制的推行使诸侯王控制大片土地和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要保证新生的汉政权的安全性，对于都城的选择尤为重要。
原本刘邦欲定都洛阳，从地理形势看：洛阳虽居于天下之中，但四面受敌，张良就谓之“此非用武之国也”，安全性不能保证。
刘邦经过再三权衡后最终选择定都长安。
定都关中不仅是因为关中地区物力人力充足，也是应对随时可能发生叛乱的异姓诸侯王，一旦关东有乱，可以仿秦国对抗山东六国一般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
事实上刘邦登基仅两个月，燕王臧荼就起兵叛乱，随后韩信、英布、陈豨等相继叛乱，刘邦数次亲征和凭借关中的地利，才得以接连平定异姓诸侯王和地方叛乱。
刘邦在消灭异姓诸侯王后，对关东地区的处理并没有直接纳入中央的郡县统治，而是将刘姓宗室分封为王，继续推行郡国并行制镇抚原六国地区。
一方面虽然异姓诸侯王的叛乱没有对汉朝中央引起致命威胁，但中央对关东地区的统治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分封宗室能够是有效对这些地方进行统治，一旦中央不稳，地方宗室势力可以入关勤王，共同拱卫汉室江山。
另一方面是汉初君臣关系紧张，刘邦与臣子互不信任，而地方不断的叛乱更是令刘邦对与其一同打江山的臣子愈发的不信任。
环顾周围，刘邦只得信任同为刘姓的宗室集团，受封宗室包括“不知其何属初起时”的荆王刘贾和“若状有反相”的吴王刘濞，希望用“天下同姓一家”的血缘宗族关系捍卫大汉江山。
除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地方权力过大，比如地方王国的相、傅等官员由中央任命，中央可以节制地方军队等，但没能起到明显作用。
同时为了防止地方诸侯利用六国王室的影响谋乱，彻底消除六国旧贵族的地方势力，杜绝他们东山再起再度复国的可能性，分别两次将六国旧贵族迁徙入关。
（汉五年）后九月，徙诸侯子关中和（汉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对现存的六国势力也予以控制和防备。”
六国旧势力就此消亡。
在朝廷之内，汉初君臣关系紧张，如何平衡君臣之间的关系和提高皇帝权威甚是重要。
刘邦即位后，就对与自己一起打江山的功臣集团进行封赏，将功臣集团与汉室天下牢牢捆绑在一起，保证功臣集团及其后代的政治地位和利益。
继任相国者都是军功集团代表人物，汉初数朝的相国职位都被军功集团所把控，只有军功集团担任相国，才能安抚整个军功集团，与皇帝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汉初政局实质上是君臣共治的局面。
在基本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威胁后，刘邦主持与诸臣的白马之盟，通过盟誓杜绝异姓再次封王的可能性和保证功臣集团利益的特殊地位。
“这一盟约的核心内容，也是这一盟约订立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如何处理刘氏皇族与功臣之间的政治关系，找到一个稳妥又可以为双方都接受的政治模式。”
刘邦认为可以通过盟誓的方式保证没有异姓可以能够挑战刘姓江山，确保刘姓称王的合法性和刘姓对汉朝王位的垄断性。
黄老思想的选择汉初统治者们对秦亡的认识和反思是极其深刻的，所以对于治国思想的选择既要吸取秦朝的经验教训也要符合当时的政局，这对政权的长治久安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主流的几种思想，究竟哪种思想适合汉初局势，是需要汉初统治者和思想家进行深思的。
法家思想太过残酷，秦和项羽都是过于残暴和穷兵黩武而不得民心，又经楚汉相争连年征战，汉初百姓急需休养生息，法家思想已不能适应汉初局势。
儒家思想对于当时而言不能使中央有效集权，而刘邦也一向不喜儒生，相比之下，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更能够适应和符合当时的社会局势。
汉高祖在位期间，虽然刘邦有意施行黄老清净无为的治国思想，也推行了不少与民休息的政策，但终高祖一朝，黄老思想并没有正式确立为治国思想。
黄老思想是在汉惠帝和吕后时期正式确立为国家统治思想。
汉惠帝即位不久，相国萧何去世，继任者曹参因为在齐地运用黄老思想治理而使齐国大治，受到中央认可，而调任朝廷担任相国。
汉惠帝原以为曹参作为新任相国会有所新政施行，但曹参却继续延用萧何在任的各项施政政策治理国家来者皆欲有言。
君臣达成共识，共同推行黄老治国之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
汉惠帝及吕后时期十分爱惜民力，为了减少征发徭役的时长，修建长安城花费数年才得以建成，“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
汉惠帝在位七年和吕后称制八年，共十五年时间，这段时间是黄老思想在汉初确立为统治思想的关键时期。
汉惠帝及吕后奉行黄老无为之术，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惠帝、吕后时期对汉初局势的稳定和恢复生产有极大贡献，也为后世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础。
而汉初统治者们之所以会采取无为而治的方法，并非统治者不想实施有为政治，而是受现实环境的约束，楚汉之争刘邦为了击败项羽，在战争前后多次分封，由此产生了汉初的郡国并行制。
地方诸侯国拥有强大的力量，中央政府在汉初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令不能行之全国，更是对全国无法实行有效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即使想要有所作为，也是力不能及，中央政府只得采用无为而治以稳定政局。
在汉初无为而治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社会各阶层都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关系。
但在这种局面下，地方诸侯国势力恶性发展，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威胁中央朝廷安全。
长期的君臣共治，君权受到多方限制，皇帝没有树立绝对的权威。
先是中央内部爆发吕氏之乱，功臣集团另立代王刘恒为帝，后有文景朝同姓诸侯王数次叛乱，这些都是无为而治产生的消极影响。
历经汉高祖、汉惠帝及吕后数朝，中央功臣与皇帝之间的内部争权矛盾已经逐渐消除。文景时期，朝内功臣集团随着主要成员不断离世而逐渐失势，已经不能与皇权抗衡，中央集权于皇帝一身。
令功臣集团离开长安，返回各自的封邑，削弱其在中央的影响，不能在中央形成团体力量与皇帝争权。
汉景帝即位后，内部军功集团对皇权已经彻底失去威胁，景帝下令省彻侯之国，改变文帝令诸侯之国的政令。
功臣集团在中央的影响渐微，汉朝政局趋于平稳，但危机仍然存在，尤其是地方诸侯王实力越来越大，独立倾向日益严重，成为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
宗室诸侯国叛乱的平定汉初数朝都以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治国，与民休息，不仅使国内经济生产和社会快速恢复，同时也对地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
各诸侯国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政治、经济方面也有较大的自主权，汉初各诸侯王国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独立王国，极大的威胁汉初中央政府的统治。
正是因为汉初诸侯国的特俗地位，导致地方诸侯国敢于和中央对抗。汉文帝时期先后出现两起诸侯王叛乱，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虽然被快速平息了，但开启了同姓诸侯王叛乱的序幕。
针对这种情况，朝廷中有不少人士都认为到从根本上解决诸侯国问题的时候了。
贾谊向文帝上疏《治安策》，着重提出了两点：第一是血缘亲疏不是主要的问题，同姓诸侯王并不比异姓王可靠。
第二是大多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汉初的封国条件下，地方诸侯国早晚都是会威胁到中央集权。
贾谊提出解决的可行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多立诸侯国，以达到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景帝朝的御史大夫晁错针对地方诸侯国实力强大的现象，尤其以吴楚为首的大国与中央矛盾日益激化的现实情况，对景帝提议尽快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
总结面对因楚汉之争带来的汉初复杂的政治局面，从汉高祖开始就在尝试予以解决，地方上消灭异姓王重新分封同姓诸侯王，通过盟誓稳定君臣关系，保证功臣集团利益和刘氏江山的稳定，转变统治思想。
汉惠帝、吕后时期将黄老思想立为治国指导思想，吕后为改变君臣紧张关系，大肆分封吕氏为王，却引发了中央诸吕之乱。
文景两朝不断削弱地方诸侯的势力，平定多起地方叛乱，继续推行黄老无为治国思想，汉初社会得以快速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