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间谍一词，最早见于《吴子兵法应变第五》：“急行间谍，以观其虑”。
据《说文解字》解读：“间，隙也，从门从月，会意示形”，即是追寻这种客观存在的主观行为，而“谍，军中反间也。谓佯为敌国之人，入其军中。伺候间隙，以反报其主人。”
而在古籍里，最早记录间谍活动的是《左传哀公元年》：“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
少康，姓姒，夏朝建立者大禹的后代，夏朝第八任国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谍战的君主。
少康的父亲相被寒浞所杀，当时少康是遗腹子，他母亲怀着他四处逃亡。
为了报仇夺回王位，长大成人的少康在有虞氏首领的协助下，招兵买马，谋划复国。他派女艾潜入寒浞儿子浇的地盘，刺探情报，鼓动民众反叛，挑拨浇与寒浞的父子关系。
女艾出色完成了所担负的间谍任务，为少康发动复国之战提供了战略依据。最终在夏朝旧部的帮助下，少康率兵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除掉了寒浞父子，光复夏朝，史称“少康中兴”。
在古代间谍活动非常活跃，敌我双方的间谍活动从未停止过，而尤其是南宋的间谍活动异常活跃，成为中国古代间谍活动的一个高峰。
1127年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称帝，延续北宋皇权，史称“南宋”。
此时的宋高宗赵构面对金朝的铁骑不断南侵，逃跑思想占第一位，除了留下宗泽守卫留守前线，自己带着亲信一路南逃，一路狂奔，从南京逃到扬州、杭州等地，并多次往海上逃跑以避金军铁骑。宋军的士兵军事素养低下，将领的平庸怯战，导致兵败如山倒，最终只能偏安一隅苟且偷生。
除了官军的失败外，众多的游寇叛乱也让刚刚建立的南宋君臣头疼不已。自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15年发生了372次变乱。而这些游寇大部分是民间抗金武装或各地勤王义军。
既有金朝的虎视眈眈，又有游寇的四处骚扰，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更是严重威胁到初建的赵宋王朝的统治。
为了有效应对这种“外侵内乱”的局面，注重间谍工作成为南宋采取维稳的重要手段之一。
南宋时期专门设置机构，负责边境情报搜集、防范和间谋的管理。
如设置皇城司，明面上是保卫皇城，实际上是派遣相关人员通过各种方式搜取各种情报。
由于皇城司地位特殊，一把手通常都是皇帝亲自挑选的亲信或亲族，而且这个一把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职务，一般也兼任并非专任该职务，体现了这一职务的特殊性和隐秘性。
在派遣使节出访金国时，宋高宗赵构通常会要求皇城司派人参与，同行期间观察调查官员的言谈举止，及时汇报给朝廷，防止他们泄露国家机密，或激化宋金双方矛盾而导致和议灭裂。宋孝宗赵昚更是规定皇城司的人担任金国贺正旦使副，将与金朝的直接对话权就被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此外，皇城司的人员也会被派到民间，或各个官府，秘密从事观察，再将得到的情报直接汇报给皇帝，以达到监控官员百姓的目的。
如设置御营司（后改为机速房）则负责对前线提供的情报和间谋人员的派遣等进行管理。
宋朝主管军事的机构是枢密院，但由于枢密院所管之事过于庞杂，提高其办事效率，御营司因此应运而生。御营司属于枢密院管辖下的五正房中兵房里的一个分支机构，主要负责处理边防事宜，包括情报的处理、间谍的选派、预防间谋的混入等。
不过，相比皇城司，御营司却是几经废立，只是在有战事时，才会匆忙设立以应付紧张的军事局势。
当宋高宗赵构在扬州时曾经出现“无斥候”导致“金人奄至而不知”，为此，南宋根据形势的需要，逐渐完善了金字牌、急递铺、斥候、摆铺、省铺等多种邮递方式并制定了相关规定，甚至在极特殊的情况下，采取烽燧、旗帜、飞鸽等传统方式来保障信息的有效传递。
王安石变法时将保甲法加以改革并推广，虽失败，但保甲法并没有被废除。在南宋，保甲法成为加强基层管理的方式之一，并结合特殊情势，在间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高宗赵构通过保甲法来保证边境和都城的安宁。宋孝宗赵奢更是将保甲法广泛应用到沿海各地、边防重地等多个区域。通过保甲法，鼓励告发者和严惩措施相结合来防止民众与“贼耳”、奸盗之人同流、泄露情报和提供帮助。
除了这些措施外，大量间谍人员的使用，平时搜集传递情报，战时派遣完成一些特殊任务，成为一把利剑。
南宋的间谍人员主要来源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乡人。因为乡人或土豪对当地的环境较外者更为熟悉，且能够相应提出一些较好的策略。诸多将领在实际作战时尤为重视乡间的运用。
二是智人。因为智人有谋略，有胆识，更能够懂得金人的语言，具备随机应变能力。
三是敌人。南宋将领经常通过厚赏利诱的方式，将敌方中人，或敌人的间探作为己用以获取信息。
四是僧人。由于在常人看来僧人乃信佛之人，很少干预世事，故对其防范也较松，此以僧人为间谋一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再有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以金钱、官位等重赏于间者，使他们能够尽心去搜集情报为己服务。在这方面，南宋是比较成功的。
宋朝招募大量间谍，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招诱策反敌方人员。通过派遣间谋打入敌人内部，招诱、策反那些对敌方并不完全归附而易动摇者，可以赢得部分敌方之人归附。由于当时很多北方人士因女真铁骑突至而未能及时南下，但他们心向赵宋且无法忍受金朝的搜掠，因此极易动摇。南宋通过间谋的招诱或策反，可以使他们逐渐脱离女真统治而南下归宋，从实际情况看此法效果显著。
潜入敌营为内应。派间谋混入敌营，在作战时策应，里应外合往往使敌人措手不及。这种里应外合，使敌人措手不及，可以减少损失并保障有利的作战形势。
刺杀、下毒。刺杀、下毒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大多上不了台面，只能通过秘密方式募人完成才能奏效，这种特殊任务自然也就落到间谋身上。
骗取信任迷惑敌人。这种方式可以加深敌人之间的矛盾，或使敌人放松警惕，从而为下一步的军事部署提供有利形势，这也是保障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刘锜、韩世忠、岳飞等南宋将领，在军事行动中通过间谋活动多次取得胜利，对扭转战场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宋金议和后，刘锜奉命赴任东京副留守，接管东京开封。当他抵达距顺昌（今安徽阜阳）尚有三百里的颍上时，金人败盟南下，形势顿时紧张。刘锜所率士兵却不到两万，且能作战的不足一半，多数将领提出撤出顺昌的计划。然而刘锜却积极动员全城百姓，开展各项防御措施的部署。通过乡间、设伏抓俘虏审讯等方式，多方面获取信息并做战略调整。
虽拥兵较少，势力较弱，但通过战前情报的搜集，刘锜基本能做到“知己知彼”，实行死间计来迷惑金朝将领。命令曹成等二人假装坠马被俘，令完颜兀术认为顺昌城不攻自破，“置鹪车炮具不用”，使用“拐子马”、“铁浮图”强攻，企图一举拿下顺昌。
但是，当时正处于夏季，来自北方的女真族人惧热，又身披重甲对阵。之前刘锜清楚金军的虚实，釆取扰敌政策，数次乘夜劫营，不断骚扰敌人而又不与之决战，待其疲劳之际再大举进攻，
在正式作战中，由于宋军以逸待劳，使金军精锐骑兵损失惨重，顺昌之战成为中国古代史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间取胜的经典战役之一。
绍兴四年（1134年），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军奉命前往扬州防止金军渡江南下。韩世忠为了提升士气，以魏良臣为死间，在大仪镇设伏，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这场战争在后来被誉为“中兴第一”。而其胜利的关键则在于韩世忠高明的用间术。
在与金军对峙时，工部侍郎魏良臣等人来到韩世忠营，告诉韩世忠皇帝派自己去金营议和。韩世忠心生一计，向魏良臣泄露宋军军事部署情报，果然后来魏良臣到金营时，将宋朝军队虚实透露给金军。
魏良臣无形中成为了韩世忠的“死间”。韩世忠通过魏良臣将假情报传递到敌方，使敌将中其计谋。通过充分的准备，预先设下埋伏，从而取得大仪镇之战的胜利。
岳飞在平定游寇曹成、洞庭湖杨么领导的农民运动中，各种间术的运用不仅保障了战争的胜利，而且使人员伤亡达到最小、时间上也大大缩短，为南宋诸将集中精力对付外敌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第四次北伐时，利用离间计加速了刘豫政权的被废。
曹成是南宋初年四大寇中军力最为强盛者，可谓凶残之极，对地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南宋多次派兵镇压，但都无功而返。
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十七日，曹成军进犯广南，岳飞进兵前往剿灭。在战前，岳飞充分了解曹成的动态之后，根据形势预测曹成接下来的举动，进而为其制定正确的战略部署做准备。
岳飞部下抓获一名曹成的探子，于是岳飞心生一计，通过这名敌探，将自己缺粮的假情报传到曹成军营中，迷惑曹成使其中计并仓促出师，进而导致后方失守，最终溃败。
时间进入宋蒙（元）战争，从端平入洛（1234年）到崖山之变（1279年），经历了四十五年之久。在整个过程中，蒙古军队虽往往处于攻势，宋方出于守势，但南宋王朝凭借其地理优势和孟珙、余扮等主持建立的一套坚固的防御体系，在荆湖、两淮、川陕三大战略防御区，打退蒙军的不断进攻，在强大蒙军铁骑下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
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南宋君臣极度恐慌，至元九年（1272年），使用离间计企图借蒙古人之手，杀掉叛徒刘整。
可惜离间计被忽必烈识破，加深了刘整等降将对南宋的痛恨，促使他们更加效忠于信服他们的新主人，为其攻灭南宋效命。
除了用离间计外，南宋朝廷还不停的派遣间谋到敌方去窥探信息。但是这些措施手段都没有经过详密的统筹和安排，尤其对派遣人员没有经过严格的选募而导致他们的任务失败，只会给对方以口舌，加深对方的痛恨，加速了南宋灭亡。
南宋初期，岳飞、韩世忠、刘绮等将领在与强大的女真铁骑对抗中往往能够多种间术并用，通过各种方法挑选适当人员充当间谋，运用这些间谋搜集情报并深入敌营从事一些通过光明手段无法开展的活动，从而保证用间术的灵活运用，最终做到以弱胜强。但是在南宋后期，朝政腐败、奸相当权导致将领的叛离，用间之法虽用却无法，最终在降将的指引下被蒙古大军所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