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卡门的提琴
编辑|卡门的提琴
忽必烈，这个出身贵族却经历坎坷的蒙古汗王，在13世纪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他所做的，不仅是战无不胜，在他手中，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武装割据局面被终结，南宋腐朽政权被扫平，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也纷纷臣服。
就这样，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代新贵，他积极推行"祖述变通"的改革主张，重农抑牧，大兴土木，使国力重振。
一个游牧民族出身的君王，如何在短短几年间就铸就天下大同?又是如何在异族统治下赢得汉人民心的?
重视建军治军，维护国家统一忽必烈汗把军队看作统一国家、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的同时，也把军队看作从事生产、发展经济、减轻人民负担的生产力。
忽必烈汗视军队为武装力量的同时也视作生产力的思想，是他军事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他把力量都集中在巩固中央集权上，他认为只有把军事力量牢牢地集中在中央才能更好的发展经济，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
忽必烈汗即位以后，一些传统的蒙古军事力量仍很有影响力。忽必烈汗保留了成吉思汗的御林军怯薛军，并给予他们特权和奖励。
怯薛军人作为蒙古精英的一部分，一般都保有一定的军阶。忽必烈汗需要用他们来平衡他所征募的汉军势力。
因此，他依赖怯薛，而不是汉军，作为自己和宫廷要员的护卫军。同样，忽必烈汗在帝国境内各地驻军的过程中，觉得需要维持蒙古军的优势地位。
这些驻防在首都、边疆地区、中亚以及中国境内不安定地区的驻军，一直受着蒙古将领的监督。
与此同时，忽必烈汗也认识到，加强对军需品供应的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他制定了政府垄断竹子的政策，但并非为了借此牟利，而是要防止未经批准擅自把竹子用作武器。
因为竹子可以被制成弓箭，因此其使用权仅限于蒙古政府，而汉人则严禁买卖竹子。
忽必烈汗认识到了马的军事价值，他明白，建立一个适当的马匹供应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扩张帝国领土并抵御敌人，忽必烈汗必须有稳定可靠的马匹供应以备战争。
所以，忽必烈汗创造了一个新词“马政”，并制定了章程来保护他的马匹。
曾经有私藏马匹的汉人家庭遭到了严厉处罚，一些企图横跨边界向忽必烈汗的敌人走私马匹的汉人和回回商人也收到了严厉处罚。
对忽必烈汗来说，蒙古人严格控制这样的走私活动是极为必要的。
实行“祖述变通”政策忽必烈汗“变通”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祖述变通”的改革措施。忽必烈汗主要是针对蒙古汗国以前的那些不适应新条件新政局的观念意识和政策措施。
因此，忽必烈汗的“祖述变通”主张从一开始提出并同他继蒙哥汗在幵平即位的行为一起，便受到了蒙古汗国统治集团中的那些因循守旧的保守势力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
他们极力反对变通思想的主张和做法，后来他们干脆把文攻变为武攻，多次采取军事行动，进行武装叛乱来干扰和破坏忽必烈汗变通思想的主张和做法。
对于反对派阿里不哥、海都、乃颜等保守势力来讲，忽必烈汗的变通思想简直成了大逆不道的行径。
在他们看来不管历史的车辆如何前进，不管政局怎样改变，以前祖宗们规定的制度、章程则不能有任何改变。
他们的这种保守和落后的思想、行动，除了充分说明他们在政治上采取的反派行为的反动性，在认识观上，也是以不顾客观实际、忽视历史发展潮流而用一成不变的观点来认识问题的具体表现。
但是对忽必烈汗来讲，则恰恰是相反的。
在忽必烈汗看来，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局势，改行新的政策和措施，革除旧的制度办法，不但是应该的，而且势在必行。
忽必烈汗的这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变化了的政局面前能够采取和坚持变通的革新主张和改革措施，除了在客观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思想方面也是以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认识问题的结果。
然而，忽必烈汗实行的“祖述变通”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取得了社会秩序的安定，也完善了长期的动乱局面。
因此而恢复了经济的发展，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创造了条件，国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统一，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忽必烈汗即位后，在他的即位诏书中提出了“祖述变通，正在今日”的革新主张，实行了一整套改良主义的政策措施。
他因地制宜地釆取了各种措施，使当时的中原出现了“自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新局面。
忽必烈汗的“祖述变通”思想，是客观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是对一切都抛弃，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态度。
总之，忽必烈汗的变通思想不分区域、不分民族，都一贯坚持扬长避短的原则，这也是他整个“变通”思想的主要特点。
忽必烈汗的“祖述变通路线，适应了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善于学习，是一个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象征。
守旧不变只能是倒退和失败。可是这一次，蒙古贵族不仅征服了金朝，而且还征服了南宋，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完成中华统一的少数民族。
这个多民族的中华大家庭，各民族相互学习和融合，对于每个民族，特别是原先落后的民族和作为统治者民族尤为重要。
博采汉族儒士，遵循中原传统制度忽必烈汗从历朝历代的统治经验中，懂得人才对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性之后，就千方百计地不分民族和地区，收罗和信用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有统治经验的人，做到求贤使能，任人为贤，把他们安置在各个领导岗位，为自己“务一万方”的集权统治服务。
这些“先礼后兵”的做法，都是忽必烈汗从文人学士那里得到并深刻领会而学来的道理。所以，在一生的军事活动中，忽必烈汗毫不动摇地按这些道理去办事。
因此，我们说，“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思想是指导忽必烈汗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其他各种思想的理论基础一样，是他军事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忽必烈汗寻求治道而搜罗人才，范围很广。
其中有窝阔台汗时期起用过的儒臣，有汉地地方势力严实、张柔、史天泽等谋事的文人学士，有金国遗臣及隐居讲学的经史名家，还有海云法师等方外人物和南宋朝廷灭前灭后的有识之士。
因为忽必烈汗追求学问，探求治国之道的愿望真切而热烈，所以，这些人都是当时满腹经纟仓、善于治国安民之道的有识之士而相互推荐，被忽必烈汗延聘到府中来的。
忽必烈汗延聘到王府中来的文人学士，个个都对忽必烈汗信赖有余，忠贞不渝，并报有期望。
因此，他们每人把自己的才学毫无保留地展示到忽必烈汗面前，这样，忽必烈汗在他们的影响下，不仅对自己寻求的治国安民之道有了满意的收获，而且对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忽必烈汗从青年时代幵始不分民族、不分地区、不分信仰和不分地位地广聘天下人才，问以治道的做法，使他养成了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求是作风。
这一作风是他用人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也是他“应天”“至诚”的世界观即至真至善至美思想的具体体现。
《元史世祖纪》中说忽必烈汗是一位成功的皇帝。
得到这样的评价，无疑与他一生“度量弘广”，探求并实行治国安民之道而广聘天下人才，知人善任的用人之道是分不幵的。
忽必烈汗的这一用人之道同他其他方面的思想一样，是他哲学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行“政教并行”制度忽必烈汗实行“政教并行”制度，一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二是合乎人们的社会信念和愿望；三是融会贯通了各民族统治思想的结果。
首先，忽必烈汗实行政教并行制度，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
然而，就像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统一的元朝帝国的建立，是经过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三代人的五十余年战火才实现的，而这常年的战争难免会造成社会经济衰退的荒凉局面。
同时，常年的战争也使人民群众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并且长期处于动乱不定当中的人民群众，尤其是百战不休的蒙古族士兵，想得到一个和平安宁生活的愿望，己成为社会的普遍心理。
就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当时最重要的是恢复国家元气，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力，安定社会秩序，让广大人民过上和平安稳的生活。
忽必烈汗确立以教治心，以政理世的思想来实行政教并行制度，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这一趋势，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产物。
忽必烈汗的以政理世、以教治心的政教并行思想，是融会贯通并继承各民族统治思想的产物。
蒙古帝国的建立和建立后的宗教与政权相结合的统治办法，自然对这时的忽必烈汗实行以教治心、以政理世的政教并行制度起了先例和榜样作用。
其次，忽必烈汗从青少年时期幵始“思大有为于天下”的过程中，除延聘天下四方文人学士，向他们问以治道的同时，同曾任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代宰相的契丹人耶律楚材有密切来往，受其影响很深。
总结而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元朝仅是“大蒙古国”的延续，大蒙古国则是以蒙古人为中心的世界帝国，包罗万方，不以中原为限。
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汗祖孙二人，是蒙元时代给世界和中国造成巨大影响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