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漆器。

　　▲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彩绘鸳鸯纹木雕漆豆复原图。

　　▲湖南临澧九里楚墓出土的虎座凤鸟架鼓(复制品)。

　　▲湖北枣阳九连墩二号墓出土的彩绘云纹漆鼎。

　　▲湖北当阳赵巷四号春秋墓出土的漆俎。以上图片均为聂菲提供

近日，安徽淮南武王墩墓的考古成果，吸引了国内外关注的目光，武王墩一号墓已提取漆木器、青铜器等编号文物超过千件，其中漆木器的数量种类繁多，工艺精湛，风格独特。可以说，武王墩大墓为楚漆器的解读增添了新的素材。

考古所见楚漆器品类齐全，包括礼器、乐器、生活日用品等60余种

东周时期由于礼制的存在，形成了漆器的等级格局。与早期楚漆器中常见的鼎、俎、禁、豆等以礼器为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国中晚期的实用器具日益增多。许多漆器品类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考古所见楚漆器品类齐全，包括礼器、乐器、生活日用品等60余种。比如乐器有悬鼓、建鼓、瑟、笙、箫、琴、筑等，饮食器类有盛食器、酒器、水器等，包括无盖豆、杯、勺、案、酒具盒、食具箱等。

新型器皿不断涌现，成为这个时期漆器品类变化的一大特点。其中，武王墩墓出土的酒具盒最具代表性，其常见于大型楚墓中。此器是盛放耳杯等酒具的盒子，底部雕有倨伏四足。据《山海经》记载，这种双头动物是传说中的神兽“并封”。湖北天星观二号墓酒具盒纹饰内容很丰富，宴乐、狩猎等生活场景均有所展现，成为中国年代最早的连环画之一。从这些漆器我们可以看到，楚国贵胄生前使用的漆木器等生活用具制作精巧，寓意丰富。

乐器是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地出土乐器繁多，八音齐全。出土于楚文化中心区域的虎座凤鸟架鼓多达30余件，武王墩墓亦见虎座凤鸟架鼓，这是楚文化中最具象征性的器物之一。虎座凤鸟架鼓是悬鼓的一种形式。悬鼓是与编钟编磬配合使用的重要乐器，“钟鼓齐”“鼓乐大作”中的鼓具有突出作用。虎座凤鸟架鼓的底座以伏卧的双虎为支撑，虎背上站立着的两只凤都是单脚，凤与凤之间的空间处于中心位置，鼓就悬挂其中，整体造型寓动于静、静中有动。

漆器成为最能展现楚人浪漫情韵和艺术风韵的物质载体之一

漆是从天然漆树上割取的液汁，不能单独成器，将它刷涂在器物上称之为“漆器”。未经涂过的器物俗称胎骨，制胎是制漆关键一步。由于良工利器的使用促使楚国制漆工艺出现了较大进步，除传统木胎外，出现了夹纻胎、卷木胎等胎质。

战国中期以来，漆器制作的总趋势由厚胎向薄胎发展，胎变薄后虽轻巧但不结实，易开裂。为了耐用，楚人在薄胎上涂漆液，贴上层层麻布，再刮灰、打磨、髹饰，使之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夹纻胎漆器。比如，湖北包山二号楚墓彩绘人物纹奁为夹纻胎漆器，其胎质轻巧、结实耐用，它的出现象征着漆器制胎史上的一次技术变革。这时期各种彩绘、金属扣、雕镂镶嵌等新工艺也不断涌现，表现出楚人对木质材料的深刻感悟和非凡技艺。

漆器成为最能展现楚人浪漫情韵和艺术风韵的物质载体之一。比如，湖北望山一号楚墓的木雕漆座屏，整器以透雕、圆雕和浮雕相结合手法，刻画出凤、鹿、蛇、蛙、兽等55只形态各异的动物，各类动物交织在一起，琳琅满目，堪称楚漆器艺术的瑰宝。

东周时期，随着社会发展，艺术领域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老庄“顺物自然”的工艺思想、屈子夸张想象的浪漫情怀等，都对楚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追求自然美、奇巧美成为楚漆器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孕育出楚漆器飘逸生动的造型图案。这其中，尤以凤鸟纹最具特色，成为楚漆器的代表性纹样。凤鸟纹常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春秋晚期出现了具象和抽象凤鸟纹交替现象。战国中期之后，具象的凤纹尤为精致，相关细节要素一应俱全，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

对祖先崇拜的传统风俗，奠定了楚漆器尚赤崇黑的鲜丽主调。战国中期以来，楚漆器还发展为青、黄、白、绿、灰、金和银等多彩作画。比如，包山二号楚墓人物车马奁用平涂、堆彩等多种方法和多种颜料彩绘人物、车马、树木、飞禽走兽等50多种，是先秦时代漆画中艺术珍品。

今年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50周年，回顾当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漆器，无论在制作还是功能上，都可以看出它和楚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袭关系，两汉时期长沙一地的民俗、思想观念深受故楚之地传统文化的影响。考古发掘成果使我们获得了对“藏”于墓中漆木器的深层次理解，特别是当我们开始思考其创作意图时，不难发现这些审美对象不仅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还有更为丰富的功能和文化意义。

楚漆器艺术的面世，瑰丽纷呈，折射出传承发展的艺术风格，映照出这个时期漆工艺制作取得的辉煌成就。楚漆器艺术品为解读中国传统艺术和视觉文化在东周时期的传承发展以及民俗观念的变化，提供了鲜活的形象史料。

历史，可以如此鲜活；历史，原本是五彩斑斓。（完）（原标题：楚漆器的文化特色和艺术风格）

作者/聂菲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