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衔时！

对于1952年评军级，以及1955年评军衔，有人认为自己的级别或者军衔定低了。

在战争年代，大家对职务高低并不看重，只要能到前线打仗，职务高低无所谓。进入和平时期，军队按资历、职务、功勋等情况评级、授衔。有些人资历老，评级、授衔并不算很高，像王智涛将军。

王智涛是一位特殊的将领，他的人生转折或许是1925年被派往苏联而改变。

那时候，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与苏联关系不错，国共双方都派不少人到苏联学习，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冯玉祥也都派去人员，这也少不了我党方面的人员。

王智涛是冯玉祥的部下，是一位学员兵，被抽调去苏联学习，先后在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和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1927年随着大革命失败，他接到冯玉祥部电报让其回国工作，但长期在苏联学习的他对革命有了新认识和看法，并回电表示与之分裂。此后，他就留在苏联继续学习，担任步兵学校中国科分队长，列宁学院军事教员，甚至在1928年加入共青团。

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要加入革命队伍，在苏8年后回国参加革命，1933年进入苏区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翻译工作等。

抗战爆发后，他在抗大工作，担任训练部长。副校长是滕代远、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他的级别至少也是旅级。

自从回国到1941年的8年，他基本上没有在作战部队，因此非常希望到部队历练。如今抗大到前线办学，给了他一个机会，到129师工作。刘邓首长给他安排一个职务“过渡”，先让他干训练科长，这样可以一边熟悉部队，一边把部队训练好。因为部队需要加强军事训练工作。

刘邓首长也考虑到该职务不高，在安排他到同时也征求意见。他说：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没有意见。用了几个月时间，连续举办6个短期训练队，效果显著，受到首长表扬，让全师训练上一个新台阶。

几个月后，刘邓首长给他两个职务选择，一个担任旅参谋长，一个担任军分区副司令。前者职务不算高，但在作战部队，后者属于副旅级，但在后方工作。他回答：不考虑职务高低，只希望多打仗，打大仗，打胜仗。担任385旅参谋长打仗的机会多。甚至他都想到作战部队当团长，历练一下独立带兵打仗的能力。

对于他的想法，邓政委笑了，认为他的长处在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如果当主官需要通过战争学习补课，而且当团长级别低也不合适他，最终安排担任旅参谋长。

385旅是陈锡联领导的部队，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陈锡联让他先抓司令部工作，主要是整顿，提升司令部工作效率和质量，制定旅不少规定、条例、计划等。

在旅部工作3年后被调回延安。这是抗战8年里，只有3年时间在前线。抗战结束后，他被派往东北工作，抵达冀热辽工作，干了几年参谋长，如冀东军区参谋长，冀察热辽军区副参谋长。是从事军事工作，但并不在主力部队，因为地方军区的工作是配合主力作战，他们负责工作琐碎，打辖区内的敌人或者剿匪，扩编部队，支前等，战斗任务并不像作战部队那么紧张。

解放后，从空军转入上海防空军司令部、华东防空军司令部担任副司令。就在担任副司令期间，展开打三反运动中，被无辜牵扯受到审查。也就在此时军队评级，他被评为正军级。他认为华东防空军司令部属于兵团级，按照职务来说至少应该是兵团级干部，怎么是正军级呢。

因此也联想到一些“所谓原因”，或认为受到之前审查的原因所致。实际上，有没有关系呢？

华东防空军是兵团级单位不错，可并非担任正职就评为正兵团级，担任副职就能评为副兵团级。司令员兼政委郭化若被评为副兵团级，他如果也是兵团级合适吗？

郭化若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9兵团政委，从职务、级别、资历来说，应该评为正兵团级，怎么是副兵团级呢？

他1925年黄埔军校毕业，并入党，在苏联留学2年，回国后担任过一方面军代参谋长，从1932年离开作战部队转为军事教育，一直干到1945年，担任过抗大分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1946年调前线打仗，担任军区副司令，纵队副司令、政委、兵团政委。

他被评为副兵团级，或许还是考虑在前线时间不长，主要时间在后方工作，战绩浅一些。

那么，王智涛与他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相同之处都是长期在后方干军事教育工作；不同之处，郭化若入党资历深，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高，而且解放战争时期在前线担任军事主官，而王智涛只是参谋长，而且还在后方。

有职务并不代表评级高，像张震为三野参谋长，评为副兵团级；阎揆要一野参谋长为副兵团级，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为副兵团级。他们三位都是大战区参谋长，也只是副兵团级。冀察热辽军区只是东北军区二级军区，他只是二级军区副参谋长。

因此可以说，评级也是考虑职务、战绩为主，有战绩没有职务不行，有职务没战绩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