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卡门的提琴
编辑|卡门的提琴
秦国地处偏僻的关中，国力并不强大，经过改革之后，国力迅速壮大，最终一统天下，建立了强大的秦朝王朝。
在嬴政统一六国后，秦国一统天下，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可惜的是，在秦始皇去世仅仅三年后，秦二世年幼无能，中央权威渐失，各地农民起义和诸侯割据，终致秦朝在建立仅14年后便迅速覆亡。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秦国灭亡呢？在此期间又发生了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秦国的灭国政策统一战争结束，秦王朝取代诸侯，一统华夏，但这并非终点，也是新的起点，秦王朝需要全面接管被灭六国的旧土地和人民，维护新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
而这其中，最大的困扰恐怕是如何处置那些被废黜的亡国之君。
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即秦王位时，那时的东方，除齐、楚、燕、赵、魏、韩六国之外，尚有小国卫国。
卫国自卫康叔始受封，至战国末年已延续八百余年。
周幽王被杀、周平王东迁之际，卫武公有功被赐爵为公爵。
六国中韩国最先被秦国灭亡，韩王也是秦国俘获的第一个王，韩国是战国七雄之一，这使秦灭韩真正具备了灭国的含义。
但史书中并没有交代秦国如何处置这位末代韩王。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批简牍中，就有部分简牍的内容与这位末代韩王息息相关。
“廿年，……韩王居□山。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口属。”自秦王政十七年灭韩，至二十一年韩王安身死，其中尚有四年的时间。
作为末代韩王，韩安在这四年中又有何种经历？国破身虏三年之后，为什么被安置到□山？又为什么在一年后就死去？
秦灭韩以后，针对韩国故地可能会发生的反叛，理应有所警惕和防范。
以常理度之，秦应该将韩王安安置在远离韩国故土的地方，但韩王安最后却被安置在了距离韩国故土很近的楚国旧都郢陈。
不久之后，昌平君也被徙于郢陈；韩王安死后，昌平君顶替韩王，居住于韩王安的安置之所。
秦始皇曾以军事相威胁，召韩国公子韩非入秦。
一方面，秦始皇很欣赏韩非的才华，另一方面，秦始皇也希望韩非能为秦所用。
然而，韩非始终心系韩国，最终被杀。
相比韩非，楚国公子昌平君必然是对秦国表达了忠诚，才会得到秦王赢政的信用和重用。
处理秦臣与楚人在身份上的矛盾，无疑是昌平君政治生活的一大主题。
秦王政六年灭卫时，昌平君还未在秦国政坛大放异彩。
当时，秦王赢政还没有亲政，朝廷的实权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中。
秦将卫君迁到野王，但是保留了卫君的爵位，卫祀因此不绝。
卫国能够得到秦的宽厚处理，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主政秦国的吕不韦是卫国人，对母国的情感可能影响到吕不韦的决策；另一方面，当时吕不韦正在主持编纂《吕氏春秋》，保证卫祀不绝或许是其政治思想的体现。
《吕氏春秋》在政治伦理上强调“德治”与“义兵”，并且在书中提出了战争需要达到的三大思想性目的。
第一，证明武力征服所具备的合理性。
第二，使六国遗民对故国的归属感减弱。
第三，战后的建设工作要在战争过后迅速的开展。
保留卫国的祭祀不绝，符合“存亡继绝”之义，能够体现秦的“德”与“义”，从而争取六国的人心。
秦王政十七年灭韩时，吕不韦己死，昌平君因平定谬毐之乱，开始在秦国政坛崭露头角。如何处置韩王安的问题，对昌平君来说十分重要。
灭韩后对韩王的处置可能就是将来灭楚后对楚王的处置，这对昌平君来说，就是如何处置楚王问题的预演。
弥合“秦臣”与“楚人”矛盾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秦效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为母国多争取一些权益。
这一两全的方案，恰好能以秦安置卫君的实践作为蓝本。即在保证不触及对秦忠诚这条红线的前提下，为韩王争取“韩祀不绝”的待遇。
这一方案前承秦灭卫的实践，后启秦灭东方其他五国的设计，对秦的统一事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秦的统治决策天下一统的时代变革下，可以观察到秦的统治集团以及六国遗民都不同程度的处于某种冲突之中。
如最激烈的封建郡县之争，最终以焚书坑儒的方式收场，而焚书坑儒，也意味着秦在分封还是郡县的问题上作出了决策。
然而，即使采取了如此极端的方式，地方行政制度的问题依然纠结着秦的统治集团，尤其是秦始皇赢政。
此时在这一问题上的纠缠，不再是焚书坑儒前分封还是郡县的选择冲突，而是更接近于一种认知失调的状态。
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灭六国，完成统一。
王朝建立之初，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制度层面开展一系列的建设。钱穆认为，秦的制度建设里面，最重要就是废除分封制进而推行郡县制。
然而，在讨论地方实行何种制度时，王绾等人建议，将秦始皇的儿子们分封到燕、齐、楚故地。
“群臣皆以为便”，通过这个可以看出，在秦的统治集团中，赞成实行分封制的大臣有很多，秦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在秦国内推广郡县制。
变法之后，秦国所设立的少量封国，在蕲年宫之变后随着谬毐和吕不韦的死去而全部被郡县取代，秦国变成一个单一的实行郡县制的国家。
正是由于较为高效的组织和管理，秦国才得以崛起继而灭掉六国，完成统一。
王绾身为秦国丞相，对郡县制也是持支持的态度。
对于群臣“置王”的建议，熊永认为“置王”只是表面。
秦的群臣之所以发起分封制与郡县制的讨论，真实的目的是借分封秦始皇诸子的名义，商议如何安置秦的军功集团。
群臣的“置王”的提议，对象只是秦始皇诸子，而在李斯的反驳中，分封的对象却变成了“诸子功臣”。
李斯似乎发现了群臣的正真用意，因此在反驳群臣时将对象进行了细微且精准的调整。
如此看来，“置王”不过是旗号，“王绾等人委婉地将封建提议说了出来……他们本想借封建皇子之名为求封赢得时机。”
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随行的大臣中就有数位高居侯爵，秦统一后，并没有停止封侯。
秦国以军功为晋身之资，既然有功就能封侯，王绾等群臣，并没有求封的必要。
此外，王馆等人之所以倡导在燕楚齐地“置王”，是由秦统一之初的形势所迫，并非群臣为己谋利。
周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连年战乱，百姓渴望安定的生活，天下一统是大势所趋，然而，大势所趋不意味着民心所向。
秦虽然一统天下，但“六国民众对本国的认同和怀念也并没有随着亡国而消失”。
就连秦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这样认知。秦焚书坑儒后，公子扶苏认为“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劝谏秦始皇施仁政。
秦二世登基后，也曾表达“初即位，黔首未集附”的担忧。
楚国虽然被秦国灭亡，但楚地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齐国一直是东方的强国，而齐人鲁仲连曾表示若秦为帝而统一天下，他宁可“赴东海而死矣”，也“不忍为之民也”。
可见，战国时期形成的在政治文化与社会习俗上的地域差异，在当时依然具有强的影响力。
秦廷决策后的认知失调关于地方行政制度，秦的统治集团早有决策。作为选择物的郡县制己然推行，而备择物分封制的影响却在扩大。
从秦始皇将淳于越之说下议的举动，可以看出秦始皇本人陷入了短暂的认知失调的状态。
咸阳宫宴会，也成为秦王朝认知失调的开始。
为了减少失调引起的不适，秦始皇所采取的方法是增加新的认知元素。
即关于郡县制的非议并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由“是古非今”引起的。
如果禁止“是古非今”，关于备择物一一分封制的吸引力就会减少，失调也会随着减少。
此外，封建郡县之争与古今是非之争的关系也可以整理清楚。
在咸阳宫的宴会上，不是古今是非之争引发了封建郡县之争，而是封建郡县之争引发了古今是非之争。
“是古非今”并不是秦廷着眼之处，秦王朝真正在意的，是“是古非今”试图重新扩大分封制的影响力。
当备择物——分封制的吸引力再次增加时，日益加剧的认知失调引起的不适要求以秦始皇为首的统治集团采取措施来减轻这种失调。
禁止“是古非今”的方法，有焚书和坑儒，两件事情先后发生。
虽然焚书坑儒已经成为一个名词而被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两个事件还需区别对待。
坑儒的主原因，在于秦始皇极度信任方士，最后却遭方士欺骗、背弃。
卢生与侯生决定潜逃，根本的原因是无法获得不死仙药，但二人密谋之时，却历数秦始皇的种种过错，试图掩盖方士招摇撞骗的本质。
秦始皇大怒，认为自己本是受害者，反而被人“徘镑”，更担忧卢生与侯生的议论是诸生的共识，由此案问诸生，才有了坑儒之事。
秦始皇自言焚书的初心是“兴太平”，但却被东方的知识分子解读为“贪于权势”。
卢生与侯生潜逃前的议论，再次放大了秦始皇对六国遗民的不信任。
关于地方行政制度的认知失调，由此引发了新的失调：关于“新龄首”认知的失调。
总结春秋战国时期，“存亡继绝”之义为被灭国提供了复国的精神动力。
战国时中山国和田齐的复国，又为被灭国复国提供了典范。
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也曾试图以“存亡继绝”之义来争取六国民心，昌平君在为六国争取怀柔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以韩国旧都新郑的叛乱为界，秦的灭国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昌平君在秦廷的失势。
以韩国旧民为代表的六国遗民的复国斗争，打消了秦怀柔以争取六国民心的念头。
以暴力重使天下凝一，彻底抹除分封制留下的痕迹，成为秦“怀柔”政策失败后的重要收获。以郡县代替封建，在此时己经埋下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