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适其性即美，失性即丑”语出《庄子》，历代引用极广，多论于艺术审美与创作的本心。道家美学中，一个很核心的思想就是“适性”。所谓“适性”，即适应物之本性——能够顺应自己的生命本性，就是美的。在《庄子·外篇》的多篇文章中，都表达了“安其性命之情”“任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的观点。这种平和的、不为外界所动的淡泊情态，就是庄子所追求的“适性”。

石，能够始终如一地“安其性命之情”，其坚贞、安静、孤介，正是“适性”的体现；而人们对石的欣赏，也是趋于对自然的本能亲近，趋于对“适性”、淡泊的本能追求。对万事万物的变化“无动于衷”的石，又为万事万物所容所包，适应和契合万事万物，并以其默然不动的情怀，审视人世间的兴衰交替。人们选择石来进行欣赏，又何尝不是对“德之不恒”的批判，对自身安忍寒苦、淡泊明志的激励和自省？

细观奇石 张冰 摄

石因选择者认为其美而美，这个美，与石既相关又无关。无相应之形态，不会被选择，但被选择与否，又不能说在于石本身——石本身在自然中并无特点，与草木无异。自然状态是石本质的第一特点，这种无意识、无欲望的萌初状态，可以让不同人的思想赋予其上。故一块石头，儒者品出了孤铮，道者品出了清玄，释者品出了可教……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所提倡的以自然为美的美学思想中，石的平淡朴素，正是庄子所谓的“天籁”。“人籁”再美，其本心也是“为美而美”，“天籁”之美，在于与美无关，美者见之则美，成为“自然之美”，不见则不损其“自然”，这种属性，就是朴。在道家看来，石所保留的原生形态与自然属性比什么都美，仿佛从中看到了独立自由的人格、不随波逐流的秉性。

观赏石 张冰 摄

“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语出《庄子·德充符》，该篇讲了6个小故事，都是相貌丑陋、身体残缺、怪诞另类的人因为德行善举获得人们的尊重，从而忽略其缺陷的故事，最后归纳出一个观点，即“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们对道德、品行等内在精神的追求，胜于对外在形态的关注。丑、残、怪等虽然常常被认为是不受欣赏、不够主流的特性，但因为精神之美不依托于身体之美而存在，美与丑的对立在这里便消失了。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当代美学家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也谈及：“一个自然物，一件艺术品，只要有生意，只要充分表现了宇宙一气运化的生命力，那么丑的东西也可以得到人们的欣赏和喜爱，丑也可以变成美，甚至越丑越美。”这些都与“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同理。

在中国古代赏石文化中，这种“审丑”表现得极为突出。面对作为自然之物的石，丑与美的对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性与共性的对立。选择“丑石”，是选择其普遍的自然性和另类的特殊性，是传统文人在追慕自然的同时，于社会浊流之中保持遗世独立的个性标榜。其不畏丑而选丑，选的是丑中之德，选的是脱离外形美丑而强调内涵蕴意的精神价值。如此价值，何丑之有？如此内涵，谈及美丑又是何其肤浅。

观赏石 张冰 摄

《庄子·内篇·应帝王》中称：“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倏与忽主观破坏了混沌的自然之性，为他开眼耳口鼻，七窍虽开，混沌真气却为人欲所坏，因此而死。这个故事想说的是，存自然、顺自然、去机巧、退伪饰，应当是“安其性命之情”的方式。“既雕既琢，复归于朴。”道家常言的“大巧若拙”“大朴不雕”，强调的也正是“去机”。

关于“大巧”，我们可以理解为“极致之巧”，是人工对自然的改变达到极致的状态。“大巧”的最终是“不巧”，是回归本源的临界点，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拙”。这里的“拙”不是“笨”“憨”，更不是“蠢”，而是一种质朴无华的自然状态，是自然规律的终极体现。在道家看来，任何以人工取胜的巧，都是技术之巧，最终也只是小巧，原因在于“存机”就会流于刻意、造作，机心之巧是对自然状态的改变和破坏，而大巧若拙强调的正是无机心、不造作、自然天成的朴素之美。

观赏石 张冰 摄

中国人对“丑石”的欣赏正应此道，展现了中国古典美学中崇尚自然、规避理性与秩序的独特趣味。“丑石”之美，在于它的自然无为、大巧若拙，这也让它在与其他物体并存一处时，不会让人感觉突兀和跳脱，自然之美也不会被掩盖和忽视。

朱良志在《中国美学十五讲》中论苏轼《枯木怪石图》时说：“丑石，表现的是大巧若拙的人生智慧，在丑中求美，在荒诞中求平常的道理，在枯朽中追求生命的意义。”苏轼在这幅画中揭示了道家大巧若拙的哲理，并把它上升为一种“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浓”“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美学原理。

石拙朴、怪诞的造型，是“外枯”；其精神意味的厚重与自然之味的体现，是“中膏”。这种对于内在精神的审美与追求，再反哺到“何等之形而能体现何等内在之意”，从而细化成中国古典赏石史乃至今天仍在孜孜不倦探索的意味之旨，其本源还是生命与自然。正如朱良志所说：“中国艺术追求活泼的生命精神传达，但并不醉心于活泼的景物描写，而更喜欢到枯朽、拙怪中去寻找生与意的寄托。”

（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报》2024年1月16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