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知道刘伯承元帅，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有办军校的经验。1932年1月，在苏联军事院校深造一年多的刘伯承回国，他接替何长工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的职务。除在苏联的求学经历外，他还在国人创办的近代军事院校——将校学堂学习过。

上任后，毛主席告诉刘伯承，“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把红校办成培养优秀干部的基地”。刘伯承做到了，他为红军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人才。可以说，他就是红军军校教育的第一人。

为了尽快培养出能打的战争人才，刘伯承提出“行教合一”，他亲自给学员讲课，大规模使用军语。1933年10月中旬，军委在红军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红军大学，刘伯承依旧是校长。在这一时期的办学过程中，不是没有学员反抗、不满的情况。

当时是战争年代，时间紧、任务重，学习是相当奢侈的一件事。有一次测绘教员上课，贫农出身、参加过黄麻起义、征战无数、军长学员余天云，当众表示不满，表示已经上了一个小时的课，应该休息了。教员表示，课程表上明确规定了要上4个小时。

余天云说，既然你教员不能负责，那就我来负责。就这样，课没法上了。事情捅到刘伯承那，刘伯承好言相劝，结果还是被他出言不逊、拔枪威胁了。最后，余天云被张国焘关了几天禁闭。后来在转移途中，想不开的余天云，投河自尽。

余天云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算是步入高级指挥员的大人物了，他是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可就是这个军长的身份，让他抹不开面子，觉得自己被折辱了，最终自杀了事。

对于余天云的死，就连一向偏爱他的张国焘，也没任何表示，只认为余的心理过于脆弱，举动十分轻率，是完全不可取的自食其果。毛主席对此也没有放在心上，过问太多：“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余天云之死，其实是“从严办校”的一个结果缩影。建国后的“从严办校”，虽未造成高级将领的寻死，但造成了其他更加深远、更加重要的影响。

1957年的南京军事学院，在果断辞军的刘伯承手里，已办得有模有样。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建国初期的“全盘苏化”，南京军事学院也不例外，好的学进了，坏的也学了。

当时有将军学员写信到国防部和军委告状，说6小时的课业制度太紧张，“三堂会审”式的考试太严格——这些对我们现在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我们要考虑到那些学员基本上是戎马半生的中年指挥员，大部分又都没文化基础，所以沉不下心，学起来困难，又不爱被严管。

还有一些“全盘苏化”带来的不好现象，比较有名的就是“下级给上级擦皮鞋”，擦皮鞋成了比许多课业还重要的事。这些统统被称为“教条主义”，若是不及时修正，势必酿成大祸。

对此，因病住院、远离学院的刘伯承，曾在1956年下半年三次致信学院党委：“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 (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他又说：“但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我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他表现出的反“教条主义”力度，在彭德怀等人看来，如隔靴搔痒，太弱了，不能带来彻底根除的改变。

军委在1957年，专门派人进驻南京军事学院，现场考察。考察得出的报告，彭德怀看过后，一话定调：“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1957年8月上旬，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的刘伯承，致信毛主席和彭德怀，请辞学院的工作职务。而这，也是认错让步的一种态度。他的请辞很快得到批准，廖汉生中将、钟期光中将，分别接任学院院长、政委的职务，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必须要足够分量的人物来担责，即便刘伯承已卸任养病。历史证明，这场反“教条运动”伤害了许多人，又破坏了许多东西，出现了过犹不及的矫正。此事过去的4年后，彭德怀意识到自己错批了刘伯承等人，并让亲人向他们转达自己的歉意。

毛主席在早年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过这么一句话，：“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算是隔了一个时空，解释了为什么。但矫枉过正，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