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谁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歌手？

2023年的答案可能是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人称“霉霉”）。据美媒披露，仅去年一年她就赚了18.2亿美元。

2015年的答案可能是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当年他赚了1亿美元。虽然那一年U2乐队的收入是他的两倍，但U2乐队有4位成员。

如果200多年前问同样一个问题，答案很有可能是英国歌唱家比林顿夫人（Mrs.Billington）。根据她的传记，1801年，她总共赚得1万英镑，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接近今天的100万美元。

为什么同样是顶级歌手，收入差距会这么大？

要回答这个问题，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比林顿夫人去世近60年后的1875年作出的分析值得参考。

当时，电报已经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连接了起来。在分析电报给经济带来的变化时，马歇尔说，技术将改变经济的运行模式，也会改变人们的收入结构。“多亏了（电报）这样的现代通信技术，已经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够将自己富有建设性的才能运用到更广泛的事业，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那些能够运用电报技术的企业发展速度必将更快，也必然更为富有，他们和普通企业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他还预言：“未来，不是每个行业最聪明的人都能获取暴利。唯有可以和技术挂钩的人才行。……一个人靠歌声能够拥有的听众数量非常有限，因此，歌手们的获利能力会受到限制。”

在马歇尔写下这些话的两年后，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这是世界上第一台既能储存又能重复播放人类声音的机器。很快就有人意识到，留声机可以将歌手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出售。此后的事情几乎复刻了马歇尔对电报的描述——美妙的歌声通过技术触达全球市场，也占领了全球市场。

新技术的出现深深地改变了歌手们的收入水平。

一方面，当区域化扩展为全球化，市场规模变大了。作为当时英国最受欢迎的歌唱家，比林顿夫人几乎每周都会在伦敦的歌剧院内进行现场表演，吸引了全欧洲的贵族和有钱人争相购票前往。但即便如此，有幸现场聆听她一展歌喉的人还是太少了。这与后来的歌手动辄销售上亿张唱片的规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方面，当技术通过更加便捷的方式，将优秀的歌手及其歌声送到人们面前，人们的消费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优秀演出是稀缺的，大多数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一般的音乐厅或高级餐厅聆听一般水平的演唱。但如果人们只需要打开留声机就能听到比林顿夫人的歌声，谁还愿意为后者付费呢？

就此，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提出了“巨星经济”的概念。他认为，技术使传播变得更为高效，从而使财富形成了聚集效应。“想象一下，如果在1801年就有留声机，比林顿夫人能赚得多少财富？”

纵观整个20世纪，从黑胶唱片到磁带再到CD光盘，音乐界似乎都在遵循留声机创造的经济模式而运转着。

正是基于这些技术载体，埃尔顿·约翰才能赚取百倍于比林顿夫人的收入。1975年埃尔顿·约翰的《Greatest Hits》成为美国的最畅销专辑，全球销量超过2400万张。1997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宣布埃尔顿·约翰的《Candle In The Wind 1997》为史上最畅销单曲，在40天内售出超过3180万张。直到2015年，埃尔顿·约翰凭一己之力赚了1亿美元。这不仅是歌手个人价值的体现，也是技术赋予他的能力。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随着音频文件（MP3）的出现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再次改变了人们的听歌方式。人们不再需要出门去音像店选购光盘，只要按下播放键即可，甚至很多时候歌曲还是免费的。日益先进的传播技术让优质的音乐作品变得更加唾手可得。这一次，优秀音乐作品最后残存的稀缺性被技术彻底击碎，整个音乐行业的发展逻辑又一次被颠覆了。

英国摇滚歌手大卫·鲍伊（David Bowie）颇有先见之明地警告自己的同行们，“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已经来临”，“可复制的音乐会像水或电一样平平无奇。做好到处巡回演唱的准备吧，或许这将是未来唯一无法复制的模式”。

鲍伊似乎是对的。当唱片、单曲等被技术手段复制而进一步充斥市场，变成了消费者眼中的“寻常之物”时，音乐界再次进入了新的“体验经济”时代。消费者从对商品的购买转向对独一无二体验的购买，依靠调音、混音等后期技术合成的歌曲足够“完美”却不够独特。

这可能就是演唱会时隔多年后突然强势回归的主要原因，歌手的现场状态、舞台布景、节目设计、特邀嘉宾，乃至与台下观众的互动，都成了消费者们追求的独特经历。

当下的演唱会是在更广阔的技术平台上进行的。互联网营销可以快速地将演唱会消息广而告之，便捷的交通可以让全世界粉丝齐聚一个地方，其产生的带动效应和经济效益是巨大的。

尤其是顶级歌手的全球巡演更是被全球文旅业称为“行走的GDP”。以当下最能赚钱的霉霉为例。在线调查平台QuestionPro估算，仅2023年一年，霉霉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巡回演唱会就带动了50亿美元的消费支出。美国媒体评价说，“（其作用）甚至比联邦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还要管用”。哈佛大学专门开设了课程探讨霉霉的音乐魅力以及如何转化为经济动力；经济学家们新造了一个叫作“霉霉经济学（Taylornomics）”的单词，研究其商业活动产生的经济效应，对特定产品、服务或地区经济的即时影响，以及粉丝的狂热如何转化为经济活动等。

从技术的角度看，比林顿夫人、埃尔顿·约翰、霉霉的成功，分别代表了3个不同的时代与3套不同的逻辑：在第一个时代，技术的存在感很弱。因为没有技术加持，哪怕再优秀的人，能力也有边界，这也使得竞争只能存在于极为有限的空间内，无论强者弱者都有一席之地。在第二个时代，技术开始主导改变。在技术的加持下，人的能力边界被极大拓展，强者愈强，赢者通吃，弱者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在第三个时代，技术变成了平台，在人们眼皮子底下“隐身”了。在技术平台上，竞争的形态似乎回归了最初的样子，但竞争的方式更立体了、规模更大了、强度更高了，想当赢家更难了。

技术对经济的改变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不可否认的是，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技术会导致个人能力的贬值，因而经常表现得不太友好。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新技术也提供了新机会，开辟了新蓝海，而它希望你做的，只是跟上它的步伐，驾着它到新天地里搏杀。

留声机或许已经过时，但技术改变世界的能力从未消失。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肖 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