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军违法国际战争法，公然在战场上使用“毒气战”，给抗日军民的身心带来了严重伤害，时至今日，日本依旧不承认自己的罪行，隐瞒自己当初的毒气战，意图消除罪证，哪怕有证据也不断诡辩，可以说人神共愤。

毒气战起源于一战时期，由德军开发和使用的毒气不断攻击协约国，给无数士兵留下了噩梦一样的作战经历，鉴于毒气的不人道行为，一战后各国商议，决定停止在战场上使用毒气作战。

民国十四年（1925年），各国在日内瓦签订了《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细菌武器的议定书 》，其中日本也签署了这份文件，但日本什么时候批准执行呢？是1970年，可以说此前日本虽然签订，但从未承认过，也因此肆无忌惮地在战场上使用毒气战。至于原因，自然是看到毒气战所带来的巨大威力。

此时亚洲太平洋国家除了日本，其余国家工业基础均十分薄弱，在日本人眼里其他国家没能力也没实力研究毒气，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而不用担心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制。

基于这个想法，日本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就建成了毒气工厂，随后抓紧生产和研究各种毒气，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日本已经生产各类毒气高达1000吨，并且将其装填为弹药准备投入实战。除此之外，日本还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成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专门培养毒气战的军官们，此后又在各地开展短期的训练班，意图提高部队的化学战争能力。

而为了确定化学武器的效果，日本又开始进行化学武器的试验，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之前，日本的化学武器试验基本是在日本本土进行的，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开始在朝鲜和我国进行试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日本在我国东北的齐齐哈尔设立关东军技术部，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关东军化学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516部队。除了野外化学试验外，还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和731部队合作，前前后后造成2000名无辜的同胞中毒死亡。

抗战时期日本研制的主要毒气武器：芥子气：日本代号黄1号，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量投入使用的武器，被称为“毒气之王”，吸入后再次全身皮肤溃烂，是糜烂性毒气的代表；路易氏气：日本代号黄2号，也是溃烂性毒气之一，但比芥子气更强，通常和芥子气混用，以便在寒冷天气使用（目标大概是苏联）；二苯氯胂：日本代号红1号，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为喷嚏性的毒气，可以引起人的喷嚏流泪和呕吐，失去战斗力；苯氯乙酮：日本代号绿2号，为催泪性毒气；光气：日本代号青1号，为窒息性毒气，主要伤害肺部，破坏呼吸功能；氢氯酸：日本代号茶1号，是一种速杀性毒气，快速破坏血液供氧能力，造成缺氧，一般中毒后1到3分钟即可致死。

不过对于毒气的使用，大部分日本还是没有进行充分的了解，因此日军使用毒气主要依靠专门的野战化学部队，即迫击大队、野战瓦斯队。

根据编制，迫击大队有963人，下辖一个95人的大队本部，一个181人的大队段列，三个中队，每一个中队229人，其中主要实施作战的就是三个中队。

一个迫击大队编制：大队本部：95人，挽马31匹；中队：三个，每个中队229人，挽马85匹，每队有94式迫击炮12个；大队段列：181人，挽马126匹，主要负责弹药运输；其弹药总数为5760发，包括三分之一常规弹药和三分之二的毒气弹，使用毒气的迫击大队前前后后有40个编制，可以说迫击大队是日军早期化学战的主力部队。

一般迫击大队由方面军直辖，特殊情况会给予师团进行突破或者防御，其人员都是从各个现役部队里抽调过来，至于军官自然是炮兵科或化学兵科毕业而来，至于习志野学校则直接分配其中。其作战方式分为三种，即强压制、压制、扰乱。其中强压制就是在4公顷的地方150秒内发射400发的弹药，让对手全面丧失作战能力。而压制则是数量减半，让对手大部分丧失作战能力，至于扰乱就是覆盖大部分区域，让对手无法展开军事行动。

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迫击大队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抗日战役，战场上时不时来一发毒气弹也是经常有的事情，较大的战役包括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衡会战等等，其中贺老总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的齐会战斗期间就曾中毒气。

或许担心工业发达的英、美、苏报复，在其他战场上，日军并没有如中国战场一样肆无忌惮地使用，大部分是作为火力支援单位进行使用的，或者进行本土防御，只有少部分会在太平洋战场上作战。

和担任主力作战不同，野战瓦斯队主要是布毒和洗消染毒区域，一开始为师团配置，后来改由派遣军直辖，算是日军初期进行毒气战的最基层力量，分为摩托化的甲种野战瓦斯队和驮马的野战瓦斯队。甲种野战瓦斯队：装备九四甲型撒/消车，通过机械化的方式大规模的撒毒、制毒，每一辆九四甲型撒/消车可以撒毒8000㎡的地域，如果全队作业，可以彻底覆盖约8公顷的地域，直接造成这里成为半永久的染毒地带。乙种野战瓦斯队：主要是应对起伏狭窄的山地使用的，使用的是比较轻便的撒毒武器，人数约300到400人，使用九五式消函，一支九五式消函可以容纳7千克次氯酸钙。不过整个抗战，野战瓦斯队很少撒布毒液，大部分还是施放特种烟筒和炮兵射击。

日本也知道用毒气战时违反国际法的，因此从一开始，日军就开始下达了保密指示，要求部队使用毒气战的同时严格隐匿使用毒气的事实，并且消除使用毒气的痕迹：1、所用的毒气器材上的筒和标记一定消除；2、收集和回收使用后的毒气器材；3、所有的教学都不得使用印刷品，禁止参与之外的其他外人进入，学习的内容也不准外传；4、使用后尽可能将这个地域内的人员歼灭，以销毁残存的证据；5、毒气器材不能落入对方手上；6、不准利用当地居民运输毒气器材；7、对外宣传要表明使用的是烟幕而不是毒气。可以说日军从一开始就打算掩盖自己的罪恶行为。

除了在正面战场使用之外，日军在扫荡的时候也利用毒气残害无辜的老百姓。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日军第27师指挥独立第15旅所部在河北丰润北山区进行扫荡，包围了冀东军分区医院所在地，当时军分区医院属于比较粗糙的洞穴性质，日军就从12个洞穴里释放毒气，先后导致190人的死伤。随后又向避难的无辜百姓实施毒气战，先后有235名百姓中毒而死，除此之外，还烧了1900多间房子，可以说这样罪恶的行为数不胜数。

除了扫荡之外，日军又以各种名目集合百姓，然后利用毒气进行集体的毒杀。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8日，日军包围山西定襄，将100名百姓驱赶到2间教室内，然后释放毒气。民国三十年（1941年）8月，日军在河北宛平杜家庄以召开运动会为名，集合附近的村民和学生，然后在会场上投放毒气，直接造成500人的中毒等等。而后日军还经常向村庄、河流和水井、食品和用品里投毒。最可恨的就是日军为了亡国灭族，强行注射毒针，包括绝嗣针、哑针等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从日本成立迫击大队和野战瓦斯队开始，日军就不断探索更加直接有效的化学战的手段，一次又一次扩大用毒的种类和规模，但民国时期薄弱的工业根本无法让不对进行有效的防护，也没有能力反制日军，只能让日军一次次地用毒气造成突破。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美国可不是民国，其工业能力远超日本，日军也怕美军同等使用毒气，因此早在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开始，日军的化学部队开始了全面转向，即基于大规模毒气战的防卫与进攻，也因此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7月开始，日军开始减少在中国战场上毒气的使用。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7月7日，随着塞班岛的陷落，日军也察觉到失败的可能，为了避免自己遭到毒气弹的报复，从当年7月14日开始，日本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毒气，但零星的使用也偶尔发生。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本的遗留的罪恶还没结束，投降之前，日军还有大量生产出来未使用的毒气，日军选择大量焚毁资料或者就地掩埋化学武器，以销毁证据。

这些战争时期遗留的大量化学武器至今依旧伤害着我们，自抗战胜利后，各地因遗留毒气造成的伤害数不胜数，但这一切，日本都拒绝承认。

可以说日军这次战争就是奔着亡国灭种来的，日军在抗战时期制造的各种耸人听闻的暴行罄竹难书，而进行毒气战的化学部队用“人间恶魔”称他们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