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它位于地中海与死海之间的犹大山地，被誉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城。

但耶路撒冷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命运多舛的城市之一，它曾多次被人破坏，又多次重新修建。长期以来，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也一直有争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为此争得不可开交。1980年，以色列立法认定耶路撒冷是该国“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后，1988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又宣布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总之，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争夺的一块宝地。但在1948年，有个中国人却差点当了耶路撒冷的市长。他被联合国任命后，却坚决拒绝了。既然耶路撒冷是个谁都想要的香饽饽，那么来此当领导岂不是美事一桩？他为何不领情呢？事后方知他的做法真高明！

他叫胡世泽，字增寿，祖籍浙江吴兴，1894年11月出生。胡世泽的父亲胡惟德是晚清和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曾代表清政府出使过英、美、俄等国，担任过参赞。民国时，他曾担任外交部首任次长，又担任过中国驻日、驻法公使，又曾担任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和内阁总理等。

胡世泽早年一直随父生活，父亲常年周游列国，他也就跟着周游列国，因此他是在美国华盛顿出生的，上学也是在世界各地的学校，比如他曾就读俄国皇家小学、巴黎政治学校和巴黎大学等，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由于经常在美国、俄国、法国、日本、英国等国多年游历，使胡世泽见多识广，并学会了英、法、俄、德、西班牙等多种外语，为他之后继承父志当外交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9年，25岁的胡世泽的外交生涯正式开始。他的起点很高，一出道就是参加著名的巴黎和会。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一次重塑世界新秩序的大会。中国是作为战胜国参加的。

当时，胡世泽担任中国代表团助理秘书。而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就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能成为顾维钧的助手，也是胡世泽的幸运。由于此次大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顾维钧和胡世泽他们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

巴黎和会后，顾维钧改派为中国驻英国公使兼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专使，而胡世泽也一直跟随顾维钧在国外任职，他与顾维钧密切合作，先后出席国际联盟布鲁塞尔会议，出席国际联盟最初5次大会以及国联召开的许多其它会议，年轻的胡世泽以其不同寻常的外语才能，和卓越的东方智慧，在外交舞台上频频崭露头角。

1925年，胡世泽被调任回国，任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此后，他先后担任外交部条约司科长、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等职。1931年，他再次出使欧洲，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出席了国际联盟有关中日争端的所有会议。

可以肯定的是，胡世泽做为外交官，一直是不辱使命的。1932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在国际联盟鸦片和其他危险麻醉品顾问委员会的代表，直到二战结束。其间，部分国家代表曾指责中国政府禁烟不力，他据理力争，在国际禁烟会议上，多次揭露日本人在中国销售鸦片的卑劣行径，并驳斥部分人士对中国政府禁烟不力的不实指控，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尊严。当然，他本人也很快成为合格的禁毒专家。

1933年，38岁的胡世泽升任中国驻瑞士公使，那时的中国在国际上地位较低，可以说是个弱国。但他不相信“弱国无外交”的逻辑，一直在各种国际性会议上，积极代表中国发言。他精力十分充沛，在驻使瑞士期间，每天工作达16—18个小时。

那时日本已经开始对中国侵略，胡世泽经常撰写文章，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发表有关中日冲突的演说，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支持。他每天仔细查阅欧洲的新闻媒体中关于中日冲突的言论，进行评价分析，并及时报告给中国外交部。他还经常亲自给报刊投稿，会晤编辑和记者，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影响他们，为中国说话。

当时，胡世泽在给弟弟的信中曾这样写到：“因为工作繁忙，在两年中未曾有过一天休假，从未在午夜一点钟以前睡过觉，有时甚至要通宵达旦。”

值得一提的是，胡世泽还为联合国的成立做了不少贡献。1944年，身为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的胡世泽和顾维钧、魏道明、商震一起，代表中国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正式参与联合国的筹建。

1945年，胡世泽和顾维钧一起出席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为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宪章》的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初，首届联合国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不久，胡世泽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胡世泽能讲汉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和德语6种语言，其中前5种是联合国官方语言。整个联合国各机构中，只有胡世泽会讲当时联合国的5种官方语言，这也成为他在联合国任职的重要优势。

自此，胡世泽的外交生涯进入巅峰，他甚至因为出色地完成了一项使命，而被联合国委任为耶路撒冷的长官。

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曾如此形容世界上的一块著名地皮：

“在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中，巴勒斯坦当首屈一指，这里寸草不生，没有任何希望。”

然而百年以后，巴勒斯坦这块“凄凉的地方”却出现了一个科技、经济和军事强国，就是以色列。而以色列国的诞生，跟中国人胡世泽有相当大的关系。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犹太人虽很有智慧，也拥有巨大的财富，但在世界上却没有地位，他们一直受排挤和歧视。尤其是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更是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这让犹太人彻底醒悟，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有了国家，自己才会有安全保障。于是，犹太复国主义兴起。

但建立一个国家岂是易事？为此，犹太人中的有志之士长期奔走。犹太人选择到巴勒斯坦地区复国，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曾在此地建立过以色列国，他们希望恢复以色列。但在巴勒斯坦地区，居住了大量的阿拉伯人，他们在那里经营了一千多年，已经把那里当成自己的故土了，他们当然不愿让犹太人在那里建国。

为此，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使巴勒斯坦地区成了国际上的一个“烫手的山芋”。本来那里在一战之后是英国人管理的，但他们也解决不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联合国成立以后，就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了联合国。

于是在1947年6月，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特别代表，胡世泽率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来到了巴勒斯坦。

胡世泽一行到巴勒斯坦后，下榻于耶路撒冷的喀迪玛大厦。然而，当天，胡世泽就遇到了一个麻烦事。

当时，还被英国人控制的耶路撒冷法庭判决3名犹太少年绞刑，其罪名是他们参与了一次暴力袭击行为。但据了解，这3个少年并没杀人，不应该被判死刑。他们的父母也对判决非常不满。得知详情后，胡世泽认为英国人太过霸道，太不人道，于是以他为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决定干预此事。

经过胡世泽他们的努力，耶路撒冷法庭的判决宣告破产。这虽然使英国人十分恼怒，但胡世泽他们取得了犹太人的好感和极大的信任。

接下来，胡世泽在当地频繁的社交活动中，对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一直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试图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难度非常大，之前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长期以来，犹太人一直在巴勒斯坦买地，并进行改造。由于那里多是沙漠地区，十分干旱，犹太人发明了滴灌技术，解决了灌溉问题，把沙漠变成了绿洲，让那里的粮食产量大增。犹太人还建了不少医院，对那里的阿拉伯人开放。于是，阿拉伯人生活有了大幅度提高，人口也增加了不少。这些都让胡世泽对犹太人很有好感。

但另一方面，毕竟巴勒斯坦人已经在这里经营了1000多年，似乎对巴勒斯坦地区更有话语权，胡世泽还必须顾忌阿拉伯人的情感，如何权衡，使双方都得到满意，确实十分棘手。

关键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很重，双方进行过一些激烈冲突。双方甚至对之前管理这里的英国人进行过严重的袭击，比如犹太复国主义武装组织“伊尔贡”。伊尔贡被认为是一支秘密恐怖主义武装，他们向来主张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采取攻击性行动，经常实施暗杀、绑架、爆炸等恐怖活动。1946年7月22日，伊尔贡对英国行政机构及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大卫王酒店实施了一次爆炸袭击，共炸死91人，炸伤45人，死者包括28名英国人、41名阿拉伯人和17名犹太人等。

很明显，有恐怖组织活动，想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很难的。

然而，胡世泽迎难而上。他率领特别委员会，决定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他亲自邀请伊尔贡的领袖梅纳赫姆·贝京，进行当面劝说。他倾听贝京的倾诉，曾经一次让贝京倾诉了3个小时。

贝京讲了犹太人的苦难史后，胡世泽和委员会表示十分理解，同时又对他苦口婆心地劝说：

“我们已经听了你们所希望的，你能不能听听我们的希望？我们认为应该在巴勒斯坦停止恐怖活动。我们正在为这些非常严重的问题设法求得和平解决方案。但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只会损害我们所力求达到的目的。”

胡世泽和颜悦色地向贝京提出一个问题：“巴勒斯坦，即便把约旦河两岸都算在内，也是一个小国。如果上百万犹太人回归的话，势必造成人口问题。300年后会发生什么情况？”

胡世泽利用自己多年的外交经验，以及东方人特有的智慧和圆融，稳住了贝京等人，在巴勒斯坦各方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为解决巴勒斯坦争端，当时特别委员会给出了几种选项：建立一个完全的巴勒斯坦国，或者是完全的以色列国，或者建立一个双民族国家，或者是双方各建一个国家，即巴以分治。

究竟选择哪一种，必须慎重。

最终，胡世泽和特别委员会经过多方权衡，决定实行巴以分治方案：即分别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两国以经济联盟为纽带结合在一起；耶路撒冷既然是三教的圣城，谁也不肯放手，那么就另外成立一个联合国托管当局进行管理。

特别委员会把这个方案交给了联合国。于是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进行投票表决，最终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而通过一项决议，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同时建立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耶路撒冷及其周围的158平方公里的地区划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由联合国管理。

这就是联合国181号决议。犹太人热烈响应，但巴勒斯坦人却不赞同，尤其是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十分抵制。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宣告成立。

胡世泽因参与谈判有功，对以色列国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联合国决定委任他为耶路撒冷的长官，即让他担任耶路撒冷的市长。但被他婉拒。事实证明，他这个决定很高明。

首先是，胡世泽在斡旋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时，已经很明确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在两种信仰之上的，是难以调和的。如果双方同时建国还好，但如果只是以色列一方建国，而巴勒斯坦国不能建立，这种矛盾就就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很尖锐。那么，关于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管理问题也就非常困难，谁都难以控制。胡世泽有自知之明，他不认为自己能控制好那个局面，因此他知难而退。

事实上，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就遭到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围攻，包括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外约旦等。后来尽管以色列奋力抵抗，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巴以冲突的隐患还是埋下了。因此，胡世泽的功成身退，或者及早抽身都是明智的选择。

其二，胡世泽之所以拒绝担任耶路撒冷长官，还有一个英明的选择就是，他认为他的外交生涯中，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只是一个阶段，一项成绩，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人生目标，他要接受新的任务，新的挑战。他还要为和平解决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争端而努力（事实上，他为解决朝鲜半岛的争端也做了相当的贡献）。于是他继续留在联合国任职。

1955年，胡世泽升任主管托管部（后负责会议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胡世泽做为联合国的首位中国籍外交官，在联合国一直工作了26年。期间他为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做了不小贡献，为解决世界各地的矛盾争端也付出了不少心血。

1972年3月，胡世泽从联合国退休。6月9日，他因心脏病发作而离世，享年78岁。

胡世泽是第一位在国际组织中任重要职务的中国人，联合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在纽约市曼哈顿东区的一座高级教堂举行。葬礼上有3人致悼词，第一位是顾维钧；第二位是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吴丹；第三位是联合国首席副秘书长那拉西马。他们都对胡世泽致力于联合国事业的职业外交生涯，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说他是一位好人，一位真正可为表率的国际公仆。

后来，周恩来总理也曾对胡世泽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中国人争了光”。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同它的外交人员关系很大，胡世泽的历史功绩应该被肯定！

（文/说历史的女人·濯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