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抗战中的第18军(五)(上)升格为军的第14师

子名历史回忆录 2024-03-01 20:24:19

在第18军旗下,第14师是最后一个开进淞沪战场的。

跟第18军其他各师一样,七七事变后,第14师一直秣马厉兵,时刻等待着走上抗日战场。

那时,华东地区还没有爆发战争,为此,南京军事委员会命令该师官兵进入抗日战场之初,开赴河北长辛店。

作为第18军序列里地位以及威望仅次于第11师的部队,第14师的动作称得上十分敏捷,一接到命令,经过紧急动员,立即从驻地常德出发,乘火车前往指定地区参加抗战。

不过,该师有一批军官并不在军营里,而是进入蒋介石在庐山开办的军官训练团参加轮训。在部队开拔之前,这些人已经结束了轮训,正日夜兼程准备赶回部队原驻地。

他们到达武汉后,得知部队即将路过武汉开赴河北,便在武汉等候列车到来,一同北上。

可是,当装载着第14师官兵的火车抵达邯郸永年车站时,上海方面战云密布,军委会立即将主要战场转移到华东方向,调遣人马赴上海作战。

于是,第14师接到了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最新电令:“原车南下,开赴苏州待命。”

于是,火车停止北进,迅疾转入津浦路向苏州方向疾驰而去。

第14师没有直接开往上海战场,而是开赴苏州,并非上海方面的战事已由中国军队掌控了主动权。

因为,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时,日军指挥官白川大将派兵从浏河口登陆,抄了第19路军的后路,迫使第19路军不得不从上海撤退。

所以,第14师奔赴苏州,是军委会采取的一个预防措施,如果第14师一直扼守苏州,没有随着第9集团军、第15集团军各部与日寇交战,直接在这里进入战场,那么,中国军队很可能不会酿成从撤退演变成溃败的结果。

不过,战场上的情况总是瞬息万变的,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走上了战场,能够按照原定的计划以及原来领受的任务干下去。

刚刚开进指定地域的时候,第14师的编制以及团以上主官的基本情况是:

师长霍揆章、副师长凌兆尧、参谋长郭汝瑰,下辖第40、第42旅,旅长分别是方天和曾粤汉。

第40旅下辖第79、第80团,团长分别是阙汉骞和王中柱。

第42旅下辖第83、第84团,团长分别是高魁元和杨勃。

后来,第42旅旅长曾粤汉说啥不愿继续当旅长,于是该旅旅长由郭汝瑰接替;方天升第11师副师长后,阙汉骞续任第40旅旅长。

战至淞沪会战接近尾声,第14师升格成第54军,霍揆章担任第54军军长,该师师长由陈烈接任,与进入淞沪战场之初相比,几乎大变样。

图片来自网络

霍揆章,1901年出生,湖南株洲炎陵县人。1924年黄埔军校一期生,参加过东征和北伐,立有战功,渐次升为中将。

在第14师旗下,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人物,就是郭汝瑰。此人来自杂牌部队川军,在国共合作时期,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5期政治科,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1928年,郭槐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因为这一经历,使得他被国民党人看作危险分子。

尽管后来他进入中央陆军大学第10期学习时,被大家公认为战术专家,但却无法带兵,毕业后,只能留在陆军大学当教官。

抗战爆发前,时任第14师参谋长的曾粤汉不愿当参谋长,就向师长霍揆章推荐郭汝瑰接替他的位置。

得到陈诚同意后,1937年5月,郭汝瑰正式调离陆军大学,出任第14师参谋长。日后,他与中国共产党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成为中共在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超级特工。

第14师开进苏州地区后,师长霍揆章立即给所辖各部分配任务:命令第80、第84团防守江岸,第79、第83团留作机动部队,以便日后遇到紧急情况,可随时出动应付。

这时,为了夺回被日寇占领的罗店,第67师与第11师正在与日寇激烈战斗。不过,中国军队不仅罗店无法收复,而且,中国军队伤亡巨大,第201旅旅长蔡炳炎将军亦为国捐躯,急需生力军前去增援。

第18军军长罗卓英已将旗下其他各师全部投入战场上了,唯有第14师在苏州执行江防任务,那儿暂时不可能发生战事,遂急令第14师前去增援。

尽管救兵如救火,但是,江防责任仍很重大,霍揆章不可能把防守江面的那两个团撤下来,只能率领第79、第83团迅速从常熟出发,星夜兼程,奔赴罗店。

在前面等待着第14师的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呢?

郭槐汝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说实话,现在无论作者用什么样的文字,都无法描绘当年的作战场面,还是引用当年的参战者郭汝瑰的回忆,来详细说明第14师官兵是如何打出第一仗的吧:

79团、83团到达嘉定城后,发现罗店虽被日军占领,但未继续进攻,第67师部队仍在罗店南与敌对峙。

师长霍揆章同我研究作战方案,我讲:“我们虽然只有两个团,但右侧方是我们的第67师,现在是晚上,敌人不知道我们增援上来了。因此,我们可乘日军立脚未稳之时,拿一个团正面进攻,另一个团迂回到敌背后,两团夹击,第67师佯攻配合,定可夺回罗店。”

师长对此作战方案表示赞同,乃命高魁元的第83团由西向东正面进攻罗店,阙汉骞的第79团迂回包围。第67师协同我作战,在右侧方佯攻。

这时候,我刚到第14师任师参谋长不久,在官兵中尚无威信可言。因此,师下属个别军官对我的作战方案表示怀疑,第79团团长阙汉骞就以要我给他划战斗地境线为借口,不愿接受命令。

副师长凌兆尧听见后,反驳阙说:“迂回部队就根本不划地境线嘛,两个团又不是并肩作战,要什么地境线?”

阙无言对答,只好带着部队勉强地出发了。

第83团团长高魁元接到命令后,带领官兵从正面向罗店发起了进攻。在罗店的西侧,横隔着一条小河,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河面上有一座桥,早已被敌人轻重机枪火力所封锁。我军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均被敌人打退,死伤惨重,进攻顿挫。

这是由于那时,国民党军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进攻战斗动作不行。同时,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激烈的战斗,士兵们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进攻无炮兵支持,以我血肉之躯,怎敌得过敌人无情的炮火,于是,几百个士兵就在桥头作了壮烈的牺牲。

造成进攻失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阙汉骞没有严格执行命令,阙在接受命令时,就表现得很不坚决,他的部队迂回到日军背后时,敌人并未发现他们。

但是,阙并没有立即带领所属3个营的兵力进攻。因为,罗店背面也隔有一条小河,他只命令第3营过去,其余两个营原地待命,

第3营的士兵们找了一些桌子、门板、板凳搭了一个临时浮桥,顺利地到达河对岸,敌人也未曾发觉。

他们一举捣毁了敌人的清水司令部(可能是代号),并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服装、背包、味精酱油、清酒等物品。但是,正面枪声激烈,情况不明,不敢前进。于是,他们找了一块方圆不到两公里的竹林,进到里面藏了起来。

原来,第14师司令部设在嘉定城内,攻打罗店时,师指挥所推进到施相公庙。

部队向罗店发起冲击,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师指挥所接到嘉定城内打来的电话,说陈诚要上前线视察,师长叫我回去接他。

我回到嘉定城内,片刻,陈诚来了,我以香茶相待。陈问:“这儿离前线有好远,汽车能不能去?”

我答:“不远,汽车能去。”

随后,我便同陈诚一道坐小车来到施相公庙,陈听到前线枪炮声十分猛烈,而司令部就在敌人的大炮射程之内,感觉有点震骇,急忙对师长说:

“嵩山,你这个指挥所太靠前了,日本人的飞机厉害得很,一到天明,他飞机一炸,我们就会溃不成军,赶快撤下去。”说完,就离开了指挥部。

陈诚来前线视察,不鼓励士兵们奋勇杀敌,反而叫部队撤退,师长霍揆章听陈诚这么一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陈诚刚走,师长就立即给正面进攻的83团下达了撤退命令,而迂回的79团与师部电话老叫不通,命令不能下达。而霍竟要丢下这个团不管就要走。我说:“整整一个团丢下不管怎么行?”

霍根本不听,他与副师长凌兆尧一道,坐上小车就跑了。而我一直等到把79团电话叫通,下达了撤退命令后,才离开指挥部。

当时,情况并不十分危急,师长竟置一个团的士兵生命于不顾,甚至连参谋长也不要了,实在是叫人哭笑不得。

我离开指挥部后,步行了好几里,才到一条河边追上他们,他们大概认为这里比较安全了,才停下来等我。

天明前,我们回到嘉定城,打电话问前方情况,知道第83团已撤退下来,牺牲了200人。第79团2个营完完整整地撤退下来了,但是,第3营还未撤下来。

傍午才知道,该团因第3营未接到撤退命令,在竹林天刚亮,日军就发现了他们。敌人用大炮,轻重机枪一齐向他们开火,并动用飞机对这一片竹林狂轰滥炸。在这片方圆不到两公里的竹林上,丢下了数十枚炸弹。

部队立脚不住赶忙撤退,他们来到河边,原来搭的临时浮桥本来就不坚固,有些门板、桌子早已被水冲走,渡河困难,加之敌人在后面追赶,部队一片混乱,又有不少士兵被敌人打死,或负伤后掉入河中淹死了。第3营的李营长也在此阵亡,生还者不到半数。

第14师与日军的第一仗,是在28日开打的,第三天,即以该师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83团和79团撤回施相公庙至曹王庙一线原阵地而告结束。

前后不到三天的战斗,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师级单位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根据这场战斗的亲历者郭汝瑰将军的回忆,无论怎么看,都非常别扭。

下级不愿意听从长官下达的作战命令,在执行作战命令的时候消极怠工,不思进取;同属一个师的2个团不能很好地协调配合;部队并没有受到多大伤亡就无端撤退;在撤退的时候,竟然置仍在与敌人战斗的下属于不顾。

种种做法,无论发生在哪一支部队,如果严肃军纪,团长阙汉骞即使不被枪毙,最轻也得撤职查办。奇怪的是,阙汉骞不仅没事,以后竟然提拔为旅长。

作战中,由长桥乘虚突入罗店镇内的营长李伯钧突入敌营,身负重伤,李营长为免被日寇所俘,最后选择投河自尽殉国,和阙汉骞形成鲜明对比。

至于师长霍揆章的行为,就更加不可理解了。从郭汝瑰将军的回忆里,大家很难看出,陈诚有让霍揆章命令已经投入战斗的两团人马全部撤离前线的打算。

因为,陈诚不久之前还曾经向第18军军长罗卓英公开表态“第18军即使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从这一点上,可以推断,陈诚的真实意图应该是提醒霍揆章,出于安全考虑,师指挥所不应该太靠近第一线;否则,师指挥所一旦发生状况,就无法指挥全师人马的行动,影响到战役全局。

霍揆章就此将师指挥所向后面撤退一段距离,可以说他是尊重了陈诚的意见,但是,他借此机会根本不管战况如何,就命令刚刚投入战斗的两个团人马全部后撤,恐怕只能是试图保存实力吧。

无论第14师与日寇的第一仗打得如何别扭、如何不体面,毕竟,在第18军旗下,该师是仅次于第11师的基干部队,或者说次核心部队,军长罗卓英没有也不可能追究他们的责任,曾经担任该师师长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也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即使想追究他们的责任,但是,由于罗卓英、陈诚都不可能把这件事情捅上去,所以,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就无从谈起。

这场战斗结束后,罗店的战况更加危殆,陈诚、罗卓英必须调集力量在罗店地区跟日军继续战斗,所以,担任江防任务的第80、第84团必须归建,在第14师序列里与日寇放手一搏。

1937年9月5日,淞沪会战中,在罗店废墟巡逻的的日军

当该师与第18军其他各师,乃至归属第15集团军指挥的其他国民党军一道再度向罗店发起进攻时,日军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还是顶住了中国军队的进攻。

这样一来,中国军队因为无法进一步获得增援而不可能收复罗店,陈诚、罗卓英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宣布停止对罗店日寇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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