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创作于1925年春末，本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25年5月1日、22日《莽原》周刊第2期和第5期，后收录于鲁迅杂文合集《坟》中。

这是鲁迅十分重要的一篇作品，也是我最喜欢的鲁迅作品之一。鲁迅以“现银兑换钞票”的时期说起。当年形势好的时候，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于是大家都将现银兑换成钞票使用。后来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各地的反抗，银行停止钞票兑现，商家以各种方式拒绝钞票购物。

那时怀中还有三四十元中交票的鲁迅，也不免大起恐慌，遂到处寻找兑现的门路，终于以六折几的行市卖去一半，感到“非常高兴”。行市“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随后鲁迅以现实转向到了对历史上所谓“一治一乱”的思考。鲁迅把所谓“一治一乱”，归结为这样的一种循环，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

国人向来就是如此，剥削、压迫、奴役久了，于是揭竿而起，可是乱后求治，觉得社会动荡不安的日子太苦了。“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这样的人物出来了，他“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做‘天下太平’。”

所以说，每次大革命王朝更迭之后，新主子就会取代旧主子。新主子依然走的是老路。

那么，为什么每次大革命之后，我们总能看到一个人称帝，确定一个皇帝。其实，不是要确定一个皇帝，而是民众要选一个皇帝。国民性、奴性决定我们只能走人治、专制的老路，所以每次大革命之后，我们总是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在专制的命运里打转，成为历史的囚徒。

当我们选择了人治、选择专制，那么，自然就无法迈进一个法治、自由的社会。选择了人治、专制意味着必然要确定一个主子，民众自愿称奴，确定主奴结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主子之外，都是奴隶、奴才，奴才们根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只能是主子说什么是什么。主子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独立自主权，一切都要照“章”办事。

“章”不是制度，也不是法律，而不是圣旨、圣谕，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法律、制度只不过是统治阶层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已。人治、专制社会中，权大于法，权力说了算，任何的法律、制度都抵不过上级的一句话。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也就是君主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只要权力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就永无宁日，我们就永远走不出专制的命运。就会不约而同的要确定一个主子，确定一个皇帝，来管理。皇帝确定之后，自然要跪拜，要歌颂，要纳贡。

确定制度，走什么路；确定皇帝，权力来源。于是权力高度垄断，垄断于皇帝。天下生杀大权和一切财富尽在皇帝一个人手中，所以刺激人人都想当皇帝。当年英布反刘邦的时候，刘邦问英布为何要反。英布说，我也想当皇帝啊！

是啊，皇帝就有一个，谁不想当呢？更何况在专制社会中，国民性这样，奴性如此，权力的垄断使得人性膨胀。即便是底层民众，没那个命，也都想过一把主子的瘾。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坟·灯下漫笔》

王景山.漫谈《灯下漫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