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不过八十年，爆发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做了瓦剌军俘虏，幸有其弟景泰帝朱祁钰临危受命，支持贤臣于谦力挽天倾，北京保卫战大破瓦剌军，拯救了大明。
然而，在太上皇朱祁镇归国后，在朱祁镇之庶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作为朱祁钰即位的交换条件下，朱祁钰想要巩固自己皇位，甚至排斥朱祁镇父子，将帝位传给自己子孙，面临着诸多恶劣局面，非现代人可以轻易想象：
明朝是个极端注重理学、宗法和嫡庶的朝代。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六年（1373年）发布《皇明祖训》：【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毋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
所以，大明太宗（成祖）文皇帝，永乐大帝朱棣，明明是在靖难之役，凭麾下兵将和手中刀剑打下来的江山，还得始终强调自己是：「孝慈高皇后所生」「太祖高皇帝在世的最年长嫡子」，按继承顺序接班的，顺便把建文四年改成洪武三十五年，正是恢复大明正统。
朱棣之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都是嫡长子即位。汉王朱高煦输给这对嫡长子、嫡长孙，是输得没有任何脾气。
朱祁镇是明宣宗宣德帝朱瞻基的嫡长子，生下来3个月，就被封皇太子。为皇太子七年，御极天下十五年。其母后是明宣宗的皇后孙氏，是在后宫掌握实权的皇太后。朱祁镇的年号【正统】就是彰显着：他皇位的正中之正，无可争议。
朱祁钰只是庶次子。其母妃吴贤妃，是朱瞻基平定汉王朱高煦后，收入宫中的罪奴，因为生子才被特别赦免，不用和宣德帝的其他妃子一样去殉葬。朱祁钰还被朱瞻基从小养在宫外，临死前才被接回和封王。
整个朝堂文官集团，都是在永乐年间、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绝对信条，拥戴朱高炽击败汉王朱高煦集团的那群大臣的学生后辈。
所以，
如果不是土木堡之变，朱祁镇丧师二十万，信任宦官王振，坑死文武重臣无数，这种弥天大祸；
如果不是瓦剌大军即将兵临城下，三大营尽丧京城兵力空虚，眼看就要南北朝局面；
如果不是明朝以强烈民族主义立国，面临天子沦尘叩关这种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如果不是朱见深只是朱祁镇的庶长子，非钱皇后所出，朱祁镇在出征前都根本没打算立他为皇太子，年龄又只有两岁；
皇位和朱祁钰这个庶出亲王是不会有任何关系的。
当朱祁钰临危受命，继承皇位，孙太后和大臣们为了保证朱祁镇这一支的“帝系正统”，才让朱见深成为明朝第一个被立为皇太子的庶长子。
假设，朱见深是钱皇后所生嫡长子，那么他在朱祁镇北征前，肯定会被立皇太子。储位既定，那么之后哪怕情势再危急，也没人敢提议立朱祁钰的。——可能只有于谦，但马上就会被其他大臣一致否决，然后于谦直接被免职赶回老家，北京保卫战换人指挥吧。
同样，如果朱见深还是庶长子，朱祁钰是孙太后所生的嫡次子，那么他可以在土木堡之变后，轻易获得勋贵、藩王、百官的大量支持，根本无需以立朱见深为太子做即位前提。等丧师辱国的朱祁镇回来后，也基本没有翻身可能了。
正因为朱祁钰并非皇储，皇位也并非得自其父明宣宗，而是国难当头，嫡母孙太后立朱祁钰为帝，嫡兄朱祁镇同意传位于他，所以，朱祁钰在君臣名分上，也就永远是上圣皇太后孙氏、太上皇帝朱祁镇的臣子。
所以，当景泰八年，朱祁钰病重，孙太后要废朱祁钰帝位，朱祁镇想要复辟，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夺门之变甚至是合法的。
所以，除了朱祁钰的少数死忠大臣（内阁首辅王文等人），即使是大多数根本没参与政变的大臣，包括于谦在内，他们心目中的正统皇位继承人，也只有前太子沂王朱见深，太上皇朱祁镇的长子。
所以，就算朱祁钰垂死病中惊坐起，成功镇压了夺门之变，都不可能把孙太后和朱祁镇母子明正典刑，废为庶人，只能让他们“被病死”，还得给予正式的庙号谥号，按制礼葬。——这就是维系封建社会法统的【君臣大义】。
道理很简单，如果皇帝自己都不讲君臣大义了，其他公侯百官，三军万姓，又凭什么要听你一个二十多岁无拳无勇的年轻人，去生杀予夺？
所以，当朱祁镇夺门之变成功，重新登基为皇帝，朱见深的生母周贵妃想当皇后，孙太后是积极支持的，让朱见深从庶长子变成嫡长子，可以大大加强他的继承合法性。
朱祁镇直接否决，与其说是怜悯钱皇后，不如说他心知肚明，自己发动政变，其实是抢了本属于这个庶长子的皇位。所以，他让皇次子德王，认钱皇后当养母，以此增强德王的政治资本，更对此后一直阻止自己换太子的孙太后“深恨之”。
六年后，孙太后一死，钱皇后就告知朱祁镇，孙太后不是他生母，而是“阴夺宫人子”，他生母早死了。
然后朱祁镇给被明宣宗废掉的胡皇后恢复尊号，“恭让皇后”，诏书称其为“母后”，迫不及待提高德王待遇，令文武百官赴德王府朝见，又给宗室领袖、皇叔襄王 朱瞻墡写信，表示自己对德王的爱重。然后还特别向内阁首辅李贤试探，是否应该废掉太子朱见深，易储德王。
只是孙太后死后短短一年，来不及进一步动作，朱祁镇也死了，真让他多活几年，朱见深还能不能顺利即位，于谦还能不能被平反昭雪，朱祁钰还能否被追复帝号，怕是真都不好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