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尚书看，全书共分为四篇，分别为虞书（其中包括尧典、舜典）、夏书、商书、周书，因此中国第一王朝是虞朝，距今4100年以上，而不是史记中的禹夏。

除了尚书，先秦之际多有“虞夏商周”的表述，即将虞朝与夏商周并列论述，比如《国语》记载“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等。

如此种种，无不表明虞朝才是中国第一王朝！但问题是，史记不谈虞朝，近代以来西方更是否定夏朝，否定尚书对虞夏记载的可信度等，那么虞朝到底存不存在呢？对此，近些年的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印证了又一历史。

上世纪80年代左右，在山西临汾襄汾，考古发现“陶寺遗址”，距今4300—3900年。该遗址普遍被称为“尧都平阳”、“最早的中国”等，是一个没有争议的、礼乐制度相当完备的王权都城。但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比如以下三点，让人可以看到一个比夏朝更早的王朝。

首先，在山西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等，发现陶寺类型的遗址75处，规模多在10万平方米以上，其中陶寺遗址已达300万平方米，是毋庸置疑的都城。因此，陶寺王权统治范围很广，且下辖多个城邑！

其次，位于临汾侯马市到陶寺遗址的途中，考古发现只有千平的“周庄遗址”。该遗址非常奇特，就是不具备生产功能，但垃圾坑里出土的做饭器具却特别多！学者何驽推测应是“驿站”，负责迎来送往，流动人口很多，常住人口很少。

因此，周庄遗址应是中国迄今考古发现的第一驿站，背后说明陶寺王权不仅已有中央与地方关系，而且说明当时中央与地方往来频繁。

第三，前几年调查发现，以陶寺遗址为中心，汾河以东、塔儿山以西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南北存在两大遗址群对陶寺遗址形成了拱卫之势，其中周家庄遗址聚落主体近300万平方米。更重要的是，遗址群中的超大型遗址（犹如如今省城），并非逐渐壮大的，而是一出现就是超大型的中心聚落。

因此，陶寺王权的京畿地区力量非常强大，且有着明确的规划。周礼记载“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等，陶寺王权印证了这一记载。那么，如此强大的一个中心王权，外围焉能没有大量臣服或依附的部落或诸侯国？

更为重要的是，陶寺遗址还出土了一把圭尺，可以证明当时已有“中央之国”——中国的概念，结合上述考古发现，陶寺王权自然就是统御多个诸侯或部落的王朝。

2002年，在陶寺遗址王族墓地中，出土了一把“木胎漆绘圭尺”，其中第11格刻度非常突出，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何驽指出：按照一尺25厘米计算，39.9厘米的长度，说明第11格刻度的长度近乎1.6尺。

巧的是，中国古代对“地中”的标准，是以夏至正午日影长度衡量，周礼记载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周髀算经记载是“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清华简中有上甲微“测影追中”，将之定在了一尺五寸的嵩山。可见，商族先公上甲微之前，地中标准是“一尺六寸”，而这恰好符合陶寺遗址的影长。

因此，陶寺出土的这把圭尺，上面特别的第11格刻度，不是无缘无故的突出，背后代表陶寺王权认为自己身处“地之中央”。由于陶寺早已进入国家阶段，而当“地中”与“国家”结合，就必然产生“中国”——“中央之国”的概念！

既然陶寺王权已是“中国”，那么以上述考古发现来看，必然不可能只控制陶寺遗址与周围两座遗址群，势力或影响力必然还会向外扩展，由此就会形成一个以陶寺王权为核心的持续数百年的王朝。以史书记载来看，极有可能就是虞朝。

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谈：

首先，陶寺遗址展现的王朝，到底是不是史书中的虞朝，还不能武断的下结论，但可以看到的是，夏朝不是中国第一个王朝。

其次，陶寺遗址中晚期出现重大变故，政权被外来势力颠覆，而这一段时期，恰好是帝舜与夏禹交替时代，政局处于动荡之中。

第三，尽管陶寺遗址还存在诸多谜团，但却又暗合尚书等对这一时期的记载，因此西方否定尚书与尧舜禹夏历史显然过于武断。

参考资料：《何努——在陶寺遗址中寻找尧舜》、《周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