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拥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如果重点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党内另一位重要领导人——刘少奇的崛起，不管是就共产党来说，还是对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是一大幸事。

刘少奇的处变不惊、沉着冷静常常使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多一份远见卓识，历史反复证明了刘少奇在重大决策上无与伦比的冷静和严谨。

比如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皖南新四军几乎全军覆灭。蒋介石扬言要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一时间中国上空乌云翻滚，反共鼓噪甚嚣尘上。

社会舆论认为，这次皖南事变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重演，形势又将陡然逆转。

在共产党内，主张同国民党决裂、为新四军报仇的呼声一下子高涨起来，可以说是全军怒火冲天。

当时，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首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在致各根据地负责人的急电中，明确指示：“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

具体来讲，毛泽东、朱德打算调集华北、华中地区的军队，对国民党军予以有力的反击，以此告慰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将士的英灵。各军区部队的指挥员们在得悉中央这一决定之后，都摩拳擦掌、厉兵秣马，准备大干一场。

值此全军怒火冲天、即将发起全面大反攻之际，刘少奇在严肃而慎重地分析着形势，深思熟虑之后，冷静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全面大反攻之举不妥。

1941年1月15日，他给毛泽东等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说：“这里的同志出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举行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意见，望中央细心考虑。”

他提出：全国局面，国民党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建议“在全国主要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中共中央经过认真讨论，赞同刘少奇的意见，重新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

刘少奇接着又向中共中央提议重建新四军，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即发布了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中共的这一惊人之举，像一声春雷，使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为之震慑。它又像一阵春风，把皖南事变以来积在人们心头的愁云一扫而光，中国人民又看到了希望。

事实证明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方针的正确。我们不能说刘少奇比毛泽东、朱德等更具远见，我们在理解毛泽东等领导人因为“皖南事变”而对敌人满腔怒火的同时，更佩服刘少奇在怒火中的冷静和严谨。

当然，我们也十分敬佩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从谏如流。倘若没有毛泽东、刘少奇的珠联璧合，也许中国的历史将会另是一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