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明朗，鉴于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将来还要南下，中央觉得部队再以地区来划分命名有些不合适，于是进行了一次大整编。

原先的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分别改为第一至第四野战军。这四支部队相比较起来，二野很特殊，其有非常强的领导人印记。

从邓公到八路军129师任职开始，一号、二号首长就没有换过，不少人都习惯性称之为“刘邓大军”。前两位首长无可争议，那第三号领导人是谁呢？

曾在二野任职的开国上将宋任穷曾说过：张际春是第二野战军仅次于刘邓的第三号人物。

综合来看，的确是这样，只可惜建国初期张际春离开了军队，没有参与1955年大授衔，因此熟悉他的人相对少一点。

更可惜的是，这样一位能力出众、功勋卓著的高级干部，在特殊时期遭到迫害，明明有机会治疗却硬生生耽误时间，最终在1968年9月与世长辞。

张际春1900年出生于湖南宜章，早年在求学的过程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农民运动。

1925年，他回乡到小学当教员，同时又创办农协，还是两手都抓。值得一提的是，张际春一开始进的是国民党，比加入共产党的时间还要早。

只不过在革命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国民党黑暗的一面，于是心中开始倾向共产党这一边。

1927年上海、武汉等多地发生反革命政变后，张际春撰文抨击蒋介石、汪精卫是革命的叛徒，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这也使得他被国民党开除并遭到通缉，被迫蛰伏一段时间。直到1928年朱老总发动湘南起义，他才带了一批农会成员归队。

往后的生涯里，张际春一直在政工战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历任红四军13师政委、红一军团31师政委、红军大学政治主任教员、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务委员、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第二野战军成立时，张际春担任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上就是第三号人物。在二野前委的排序中，他也是位居第三，在陈赓、李达之前。

张际春之所以后来名气不如参谋长李达，除了未参与授衔外，跟他个人谦逊的作风也有很大关系。

有一次二野打了胜仗召开庆功大会，后勤人员将刘邓以及张际春三人的肖像挂在了主席台上。

张际春得知后立马赶过去让人取下来，他说：一个庙里有几个神？怎么可以把我和刘、邓的照片并列？

无论别人怎么说，他都坚持如此，最后工作人员只好照办。这件事也从侧面印证张际春就是二野的三号人物，否则不会有此待遇。

后来张际春随部进军大西南，担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党委第一副书记。

为了让百姓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想了很多办法，并且多次到一线做宣讲报告，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我党的政策和诚意。

当时的西南还潜伏着很多国民党特务，出于安全起见，保卫部门就劝他不要再如此，但张际春依然定期抽时间到群众中去。

身边的人没办法，只好给他安排了一辆安全性高的吉普车，另多配备了警卫战士。

结果张际春次日出行看到这些发了火，他说要见的都是人民群众，要保护什么？这副架势还谈什么真诚？怎么让百姓看到我党与国民党的不同？

后来张际春在重庆各处做报告，都是跟秘书两个人乘坐公交车去的，如果出城才会坐政府安排的车，但绝不要多余的警卫。

张际春平日里的穿着非常朴素，根本看不出大领导的样子，有次他去重庆市委办事，新来的哨兵不认识他，就将他拦在门外。

秘书跟哨兵说这是张书记，市委邀请过来开会的，哨兵仍不予理会，只说没通行证就不放行。

由于这次会议是临时的，张际春和秘书都没带通行证，两人在门外僵持了很久。直到市委得知消息派人来接才进去。

市委方面的人路上连连道歉，说一定会处理这个哨兵。但张际春却予以阻止，还表示了对哨兵的欣赏，认为这个哨兵非常有原则。

另外，张际春是能不宣传自己，就尽量不宣传自己，老家宜章本来准备为他出书，他得知后写信回乡，叫停此事，并且让当地多宣传宣传烈士。

1964年他的母校湖南省第三师范学校建校60周年，杰出校友大幅度都是他的照片、事迹，他得知后又要求全部下掉，换成优秀的老师。

就这样的做法，他的名气怎么可能大得起来？不过也格外令人敬佩！

可惜的是，大运动爆发后，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的张际春也受到了强力冲击。

文教是非常重要的阵线，张际春曾是国民党的那段经历被人翻了出来，批他是“反动派”。

张际春没有屈服，还是想尽办法与相关集团作斗争，他的妻子罗屏曾被气得心脏病发，幸好抢救及时。

可惜他本人的遭遇更惨，由于长时期被批，他的身心都极为疲惫。1968年初，张际春支撑不住病倒了，但居心叵测者居然不准他外出就医，要求他待在家里。

这样一来，他的最佳救治时间就被耽误了，使得病情愈加恶化，等到他最终被允许去医院时，医生也无力回天了。

1968年9月中旬，这位昔日的二野第三号人物含冤去世，对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直到1979年，中央为张际春平反并补办了追悼会，邓公作为他的老战友，亲自主持了追悼会。或许他在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