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纵，字乃健，湖南省酃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
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组织分裂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
全国解放，蒋帮逃往台湾后，毛人凤、郑介民相继死去，过去军统时期的大头子，只有唐一人尚在继续为蒋介石主持特务活动。
我从1932年参加军统在上海工作后，即与唐有往来。抗战期间，在重庆时，我们相处了有五、六年。抗战胜利后，唐主持警察总署工作，我当时也很想转入警察部门，又加上是湖南人，所以，与唐接近的更多了一些。
在这里，只是将我与唐相识十多年来所了解的一些有关他的情况，记述于下。
唐纵这个人，从外表上看，是一幅很斯文的样子。他戴着一副近视程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的眼镜，白瘦的面孔，说话时，不但声音很轻，而且老是带着微微的笑容，态度很冷静。
唐纵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从表面上，既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军人，更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凶残的杀人魔王和特务头子。但是，在他那慢条斯理的谈吐中和秀丽的笔迹下，却不知残杀过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说实话，我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的面孔，可是，在处理许多问题时，他那种坚持个人意见的态度，非要别人同意他的意见才肯收场的劲头，又常常使每个接触他的人，感到他是个异常倔强的人。
甚至，他对待那个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是用这一套办法。他常常告诉我，这就是“柔能克刚”。
所以说，唐纵在军统中，是一个有名的阴谋家，一向以稳健冷静得到戴笠的器重。
戴笠每遇到有特别重大问题想不出好办法时，总是叫毛人凤去问计于唐。戴死后，毛人凤也同样经常向他去请教，因此，许多大特务背地里也都叫他是“智多星”。
唐在黄埔六期受训的时间，就开始秘密地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反映，还有一些同学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汇报。因为他做得非常秘密，好多人从来都没有发觉到。
而且，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在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共产党员遭到他的暗害。
唐纵的这些情况，在1943年的时候，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戴笠谈过，那次是戴在中美所举行招待会，请唐纵参加。
唐到了中美所后，当时的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因为太忙，没有很好地招待他，于是，他便很不高兴便走了。
等到宴会开始时，戴笠看到为唐安排的一个主人座位上空着没有人，这才知道，他已经走了。
当晚宴会完毕，戴找潘其武和我去埋怨了一顿，说他没有注意这件事，大家也不注意，使唐不愉快地走了。接着，戴便提到唐和蒋的关系，要我们以后要多加注意。
唐从黄埔毕业后，便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主要是搞特务活动，先是自己做情报，以后看情报。
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并派唐帮助戴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第一任书记。
蒋介石这样安排，也是要把他身边为他搞特务的人员集中和组织起来。
唐任书记时，我在上海区工作，经常因公去南京找他批发旅差费和特别费。当时，他很小心，对规定以外的钱都不大肯做主。
民国时期京沪快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比如，由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如系共产党员或反蒋人士，按照规定，可乘头等卧车；如送特务去，则只能坐二等，回时一律发给二等车费。
有一次，我送上海区组长徐昭骏去，我怕出事，临时乘头等卧车，我找他报销时，他就问，我是不是得到戴的许可。
后来，还是给戴管钱的出纳张衮甫说，这是特殊情况，可以通融，他才批了“照发”。从这件小事，便可说明他的小心谨慎了。
唐的胆子很小，每次去上海，总是先通知我到车站去接他，并给他租好房间。
一般情况下，唐纵总是住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或三马路惠中旅馆，因为，这两个地方房租不算太贵，而且比较不复杂。
他约好上海区的一些直属通讯员（大都是民主党派中或反蒋集团中的成员）谈话时，总叫我佩带手枪暗中保护他。有时，他还临时改变约定的谈话地点，生怕遭到别人的暗算。
约在1933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开秘密会，问唐怎么办。
唐纵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采取秘密逮捕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他们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
汪精卫知道后，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于是，蒋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
戴笠匆匆赶回南京后，一面安慰唐、赵两人，一面向蒋力请保释。赵世瑞在被扣期间，牢骚满腹，表现得很不好，而唐纵不但自己不发牢骚，还再三劝慰赵，叫他应抱有代人受过和体念长官苦心的精神，受点委屈没有关系。
戴笠听到这一情况后，对唐纵非常满意。此后，戴经常说，唐能识大体，叫我们都要学他这种精神。
后来，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免去唐纵的书记职务。不久，复兴社特务头子酆悌奉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唐被任为副武官，随酆去德。
当时，蒋派酆悌、唐纵去的目的，是学习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组织和对德国人民的统治办法。
唐在出国前经过上海时，我和几个同事请他吃饭。他说，这次去德国的任务很大，一定要尽全力学到一些东西，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并一再说“一定不辱使命”。
唐在德国期间，经常有详细报告给戴笠，极力建议效法德国特务的一套统治办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
同时，他还极力主张，多派特务去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戴笠对他的这些意见很重视，曾经先后在浙江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生中，挑选了冯文尧、王渭周、蒋镇南、范学文等几十人去学习。
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以后，对这个机构究竟应当怎样去发展，最初没有一套计划，也不知该怎么办。
自从唐去德国写回报告以后，戴才亦步亦趋、极力仿效德国法西斯特务那一套办法。到底唐纵向戴笠提出的建议，究竟有些什么，我并不清楚，只是去南京时，偶然听到特务处的书记长张师告诉过我一点点。
张师曾经在上海区担任过书记，他的爱人陈菊英还是我母亲的干女儿，由于这两种关系，我每去南京便去张家，在闲谈中，才了解到一点情况。
后来，戴笠推荐吴迺宪担任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警察署长，石仁宠去招商局担任警卫稽查组组长，同时，在抗战期间，把特务组织伸入交通运输部门，都是仿照德国法西斯特务的做法。
我也亲自听到戴笠对我这样说过：“唐先生对我们发展组织有过不少的贡献，在团体中，不但是元老，也是有功之臣，你们应当很好尊重他。”
唐在德国学习后回国，戴笠坚决邀请他回特务处。唐纵这时的任务虽然和以前的还是一样，不过，官衔上多了一个“长”字。
因为，唐出国以后，特务处有一任书记是黄埔六期的教官林桓，戴为了尊重他，加了一个“长”字。以后相沿下来，特务处的书记都叫“书记长”，各外勤区、站的内勤负责人叫书记。
回国以后，唐纵本来不想再搞特务，很希望转到行政方面去工作，可是，戴笠向蒋介石一再请求，并且亲自跑去，找了唐好几次，他这才答应了。
当时，许多特务都说戴笠是“三顾茅庐”，礼贤下士。后来我才知道，戴笠最初在特务处搞的那一套，曾参照苏联政治保卫局的办法，但是，他感到还不能满意。
唐纵学习回国以后，主张采用德国的那一套，所以，戴笠想按照唐学得的一套来加强特务处的工作，把苏联与德国两个完全不同制度国家的东西合并起来，硬是把唐纵拉到特务处工作。
他看到无法推辞，加上蒋介石也要他去，他只好重回特务处。
1936年春夏间，我在上海江湾，因搜捕正在开会的共产党时挨了一枪，在上海广慈医院拔出弹头，后去杭州休养。
那时，唐纵正在杭州警官学校特警班讲演，我头天去见戴笠时，戴便告诉我，要我次日也去听听唐的讲演。我去到警校后，看到戴笠和不少教职员也都去旁听唐纵讲课。
那天，唐讲了一个上午，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些话，我很久都没有忘记。
他仔细介绍了许多德国特务如何效忠他们元首希特勒的情况，这是过去许多留苏学生没有讲过的。当时，在场的特务们对唐的讲话都感到很大兴趣，特别是戴笠，不住地点头。
在唐说完一段话的时候，戴还上台作补充讲话，要求在场的人，务必学习这种“忠于领袖”的精神。
唐以后在许多集会讲演时，我又多次听到他谈过这一类的情况。他说，德国特务们为了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不惜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
特别是对一些有怀疑的食品，特务们先尝，看会不会中毒。而且，为了防止敌人谋害希特勒，特务们除了仔细检查准备去的地方，还先去坐坐准备坐的椅子，睡睡床铺。有一次，果然发生爆炸，死了几个特务，而希特勒却安然无恙。
在唐的讲演中，他还介绍了德国特务网罗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充当他们的助手，从四面八方监视反希特勒的人士和德国人民的情况。
当时，使听众最感兴趣的另一些事，是德国如何运用发达的科学技术，来为特务工作服务的问题，比如，秘密照相机、检查书信的紫光灯、电器窃听装置，以及不伤皮肉只刺激神经的电刑器具，先进的痕迹学、指纹学，等等。
当时，我们一贯用土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们，听了这些“珍闻”，莫不被其吸引，如获至宝。以后，戴笠不断想法弄到这些东西，可是，抗战前只买到几部秘密照相机、一架紫光灯；直到抗战期间，才由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供给了一些这类设备，满足了他多年的愿望。
唐每次讲完话以后，听众还问他许多有关德国特务的情况，他都很高兴地一一回答。以后，军统学习德国的那一套法西斯特务做法，唐确实是尽了很大力量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尽力扩大特务组织，将原来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
这时，蒋介石感到在他身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
戴笠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蒋推荐唐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唐仍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身边搞过这项工作，很快就得到蒋的批准，将唐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
重庆渝中区上清寺中山四路36号，国民政府军委会侍从室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唐再度去到蒋的左右，比过去更加卖力。抗战期间，蒋介石逃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侍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了四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
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六个组，唐便被提升为第六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主管情报业务。
当侍从室准备在第一处设立一个组专管情报时，CC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向蒋推荐中统局的特务担任组长，戴笠生怕这个单位为CC抢过去，便请宋子文向蒋要求，由他兼任这个职务，以唐为副组长代他负责。
后来，蒋决定提升唐纵为组长，戴笠听了高兴异常。一次，他在军统局的局务会议上公开提出，唐任组长后，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实际上，第六组不能直接领导军统，只是蒋身边的幕僚机构，不过戴故意要这么说，以表示对这个单位的重视），因而，要大家都要尊重唐纵。
唐自1938年调到侍从室当参谋以后，就与军统没有关系了，1939年，他调升组长后，戴为了要拉拢唐纵，便规定要对唐在生活上予以补助。
1941年冬，我调军统局总务处长时，戴特别叮嘱过我，说唐的生活“清苦”，侍从室的待遇并不高，今后，对军统的工作关系非常重大，叫我每月至少去看一两次，不要等唐开口，应主动地去照顾他的生活。
唐纵当时住在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地方的附近，有几间小平房，院内，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向侍从室办公处。
我每个月都要去他家，除了送日用品外，经常问他老婆，家中缺少什么，随时派人送给她。
不过，唐纵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而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一笔现款，也是直接交到他的老婆手中。
直到1943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主任之后，蒋介石为了让戴多抽出时间与美帝去合作，才手令派唐兼任军统局的帮办。
从那时起，唐才自己开口向我要东西，请客也由军统报销。这时候，戴笠又要我派一辆汽车供他专用，不过，因为唐纵自己住所没有停车间，而且，平日去办公穿过小门就到了，不需要用车，就把车仍停在军统局，需要用时，才打电话来。
唐平日很拘谨，不但自己办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他老婆出面要车。这比郑介民和毛人凤放纵自己老婆不断向军统局要这要那完全不同。
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之后，戴笠总希望他处处能多帮助军统，而去压抑中统和其他特务单位。其实，唐并没有按照戴的意思去做，而另有他的打算。
有一次，戴为了宪兵和军统的水陆交通检查特务发生冲突，彼此都向蒋介石攻击对方，戴生怕自己的报告去迟了，蒋先看了宪兵的报告便责备他。
于是，戴笠就叫我去找唐说明这一情况，希望唐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看。
我当晚去找唐，一直在他家，等到很晚他才回来，当他听到我说明来意之后，马上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
我一听他这样的口气，便起身要走。他又把我留住，叮嘱我说：“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力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
我回去还是原原本本把他先后所讲的话告诉了戴笠。戴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当时，唐的作风，是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和各方面拉拢，绝不愿显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
蒋介石身边的一个侍从秘书曹圣芬，是湖南人，戴笠叫我多与他拉拢。他除了直接送东西送钱给曹外，还要我经常请曹上馆子或送东西多与联系。
所以，我从曹的口中，也了解到唐的不少情况，曹告诉我，唐对军统从来不敢公开包庇，别人攻击军统的情报，他都一一送给蒋去看，并且，还尽力讨好CC系的头子，联络宪兵副司令张镇，巴结政学系。
不过，唐纵有一个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蒋集团中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露出来，这一点，最能讨得蒋介石的欢喜。
我虽每月能和唐纵长谈一两小时，也从来不易听到他说出什么机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