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日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发表斯坦·格兰特（Stan Grant）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报告”让人细思极恐》，处处透露出西方社会对未来的迷茫和悲观情绪，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不过，文章的视角仍然是以西方主义为中心，把忽视风险归因于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不是从西方制度和社会肌体寻找根源。编者对这篇评论进行介绍，希望从中发现西方社会精英阶层对西方主导地位瓦解所表现出来的不安和痛苦，以及“制度焦虑感”可能给全世界带来的破坏。

作者格兰特一开始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全球风险报告”中的可怕画面：“我们很悲惨，越来越穷，备受疾病折磨，身处在粉身碎骨的边缘，同时还面临着气候灾难”。“我们这是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不仅如此，未来也看不到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已经幻灭了”。

作者在谈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时说，疫情“消磨了曾经或许正在萌芽中的乐观主义”，认为人们多年来在改善贫困和不平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疫情将人类取得的成果消磨殆尽，并进一步削弱了“社会凝聚力和全球合作”。“人们丢了工作，孤立无援，社会动荡让政治更加两极化，全球局势也愈加紧张”。

格兰特指出，2006年的“全球风险报告”已经提出过预警，说“类似流感的疫情”将通过环球旅行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对人们造成严重的威胁，破坏旅游业和制造业，扰乱全球贸易，但全世界都对这样警告置若罔闻，现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被疫情打得措手不及。

格兰特分析说，这份研究报告显示，传染病仍旧是摆在世界面前最清晰、紧迫的危机，但是，放眼未来，极端气候和失败的气候行动是最充满变数的风险。未来十年，人们最大的生存威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影响。“掩埋在这片阴霾之下的是世界未来的关键是多边主义的瓦解”，新冠只是加快了崩溃的速度。

作者认为，所谓的“全球政治秩序”正在分崩离析。在疫情期间，“我们已经退守到国境线后”。全球不平等现象越发严峻。随着各国增加国防开支、制造更强大的武器，“我们也更频繁地谈论战争”。冷战后美国的“单极世界”已经让位于所谓的“多极秩序”。美国不再能发号施令，它尤其是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和美国两大巨头使其他国家相形见绌。“世界的未来掌握在这两国手中”。当下，中美两国的关系正在有关新冷战的噪声中纠缠。

作者认为，多边主义不仅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而且也是以机构为代表的。然而，像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经合组织、以及7国集团和20国集团等等，却越来越多地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场所”。中国抱怨说“国际秩序过于偏向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所以推出了大规模的 “一带一路”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亚投行或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来寻求自己的影响力。

作者还引述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说，一边是“针对西方统治的全球反击”，一边是“侵蚀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民粹主义上升”，多边主义身处两者的夹击而出现危机。“多边主义已经变得更像一个摇摇欲坠的热气球”。这份报告不无担忧地写道，多边体系可能正在 “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异”，也许会浮现出一个更适合21世纪复杂情况的体系，这可能意味着西方和民主变得“越来越被边缘化”。

作者最终将制度对抗看作是时代的主线，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对垒线：专制与民主的对抗”，这是一枚“定时炸弹”，深埋在“世界经济论坛报告”中。作者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说，“一个更加动荡、更加分裂的世界使我们处于一个潜在的、具有毁灭性的碰撞轨迹之中”。的确，这句话听起来让人“细思极恐”。

无论作者格兰特本人，还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报告”，抑或是两年前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报告，都掩盖不住对西方主导地位衰落和西方社会的悲观气氛的忧虑，并对这种体系崩溃带来的破坏忧心忡忡，由于他们还不能从其国家历史、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上找到根源，却要从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寻找“失落的世界”，只能是缘木求鱼，难以找到治标治本的治国良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力量转换，西方国家整体实力走向衰落的过程中，他们拿“制度对抗”做幌子，行“种族对抗”和“文明对抗”之实，依靠其现有的军事优势，最终通过战争方式转移国内矛盾呢？这恐怕是全世界都要担心的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