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杨得志下乡看望老战友,却发现他重病没钱治疗,连忙询问是怎么回事,地方干部说:“这人是特务,不用管他!”
1973年,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上任后,杨得志忽然想起,他有一个老战友就住在江陵县,便想顺道去看望他。谁知到了老战友家中,杨得志却发现,老战友生病了,却没钱治疗。
杨得志一问,地方干部说,怀疑他是特务,给特务用药就是糟蹋东西,就没管他了。不仅如此,平时地方干部和村民,对杨得志的老战友,态度十分恶劣,老战友常常遭到他人的冷眼相待,一直被看不起。
杨得志看了十分心疼,就走到老战友身边,说:“两年前,我为你证明过身份,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老战友说:“老首长,东西,让人偷了啊!”
杨得志闻言,决定亲自出面,还老战友一个清白,不仅如此,他还请了杨勇出面,一起为老战友证明。
杨得志的老战友,名叫侯礼祥。
红军时期,杨得志担任团长的时候,侯礼祥是他麾下的营长,与他一起走过长征,参加过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斗。那时候,杨得志被誉为红军的三杨开泰之一,长征途中,总是被任命为先锋部队。
而侯礼祥便是杨得志破阵杀敌的先锋。
因为侯礼祥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杨得志对他的印象就比较深刻,后来,杨得志升任师长,侯礼祥几乎同步升任团长。建国后,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
如果不出意外,以侯礼祥的这段经历,很可能会被授予中将军衔,再不济也是少将。
但命运却与侯礼祥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战友们被授衔,而他却被人当成特务批斗。
其中的细节还得从1939年说起。
1939年,侯礼祥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身体留下了后遗症,不能继续行军打仗,便回到了老家。
回到老家江陵县后,侯礼祥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成了敌人的保长,暗中给党组织搜集情报。期间,为了避免身份暴露,侯礼祥就把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文件都放在一个箱子中,然后藏在床底下。
谁知有一天,侯礼祥家中遭贼了,这个小偷翻找了一阵子,就发现了藏在床底下的小箱子,他还以为里面有什么值钱的宝贝,就把整个箱子都带走了。
这样一来,能够证明侯礼祥身份的文件,全部没了。
祸不单行,没多久,江陵县的地下党组织中出现了叛徒,导致许多地下党员被捕。侯礼祥比较机警,这才逃过一劫,但能证明他身份的同志,都与他失联。
之后,与党组织失联的侯礼祥,就留在当地,当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原以为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谁知在1957年,他当过保长的事情被人揪出。
当地人认为,侯礼祥给日本人当过保长,那就是汉奸和特务,对他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侯礼祥见状,就把自己的经历如实说出,起初,地方干部还以为侯礼祥真是地下党员,就进行调查。
可侯礼祥忘记了,他参加红军,在登记名字时,他省去了自己的姓氏,直接说自己叫礼祥,登记的战士还以为他姓李名祥,就在登记本上写了李祥的名字。
而在参加地下工作时,侯礼祥用的是化名,他的化名侯文彬。江陵县的老红军和地下党员档案中,只有李祥和侯文彬这两个名字,并没有侯礼祥。
这样一来,当地干部在调查时,因为在档案中找不到侯礼祥的名字,加上侯礼祥当保长时,有许多目击证人尚在人世,他们就愈发确信,侯礼祥确实是特务。
侯礼祥为了洗刷特务的身份,曾给老领导杨得志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杨得志就写了一封证明信寄给侯礼祥,侯礼祥就把这封信交给地方干部。
但地方干部不认识杨得志的字迹,还以为这是侯礼祥自己写的,为此他还被劳改了10年之久。
1971年,侯礼祥重获自由。
恢复自由后,他听说老领导杨得志在济南军区担任司令员,就千里迢迢找到了他。
杨得志听说后,就给了他200元现金,还有一封亲笔信,让他拿着信去找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曾思玉认识杨得志的字迹,拿着信找到他,曾思玉就会出面为侯礼祥证明身份,到时候就没人会说他是特务。
可侯礼祥的运气不好,拿着信到武汉军区时,曾思玉刚好外出办事,不在,侯礼祥便拿着信回家,打算过几天再找曾思玉,结果这封信,被人偷走了。
所以到了1973年,侯礼祥的特务身份还未洗刷。
杨得志知道后,就找到了杨勇,因为杨勇也认识侯礼祥,知道他是一员虎将,长征途中打仗很厉害。
有了两位开国上将亲自出面证明,侯礼祥终于恢复了清白,可以享受老红军的待遇。在七十年代,他每个月可以领到40元补贴,村民们也不再对他冷眼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