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延安的美国观察团即将奉命离开我党根据地延安，在临行前，美国驻华上校武官包瑞德突然单独找到周总理，出人意料的要和周总理对表。

在对表时，包瑞德暗中和周总理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匆匆坐飞机离去，周总理和毛主席则立即宣布进入备战状态。那么，包瑞德究竟和周总理说了些什么呢？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欢庆和平的到来。然而，国内很多有识之士却忧心忡忡，他们在为国内能否保持和平，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否会继续合作感到担忧。

不过，在我党的积极努力下，毛主席带着最大的诚意，亲赴重庆面见蒋介石，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

然而，仅过去了一年，蒋介石便蠢蠢欲动，撕毁双十协定，调遣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不过，蒋介石还是低估了我军的实力，国民党军在中原、华北和东北接连受挫。

蒋介石只能将进攻重点放在几个较大的解放区，陕北方面也不例外，蒋介石密令胡宗南率部20万人，直扑向延安。

然而，蒋介石没想到的是，此时的延安不仅有共产党人，一批美国观察团还在延安停留，蒋介石不敢伤害这些美国盟友，只能通过美国政府告知延安的观察团，让他们从速撤离延安。

接到蒋介石将要大举轰炸延安的消息后，美国观察团的上校武官包瑞德很是震惊，他没想到蒋介石能撕毁和平协定，挑起内战，更想不到蒋介石已经将战火烧到了延安。在包瑞德的心里，已经进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不想让毛主席和周总理出现危险，但他又不能背叛自己的立场，和蒋介石为敌。

于是，包瑞德只能回到自己居住的窑洞内，默默的和所有美国人一起收拾行李。看到包瑞德一言不发，心事沉重的样子，很多人还和他开玩笑：“来的时候都说我们这条件不好，走的时候又舍不得啦。”

包瑞德是1944年夏天来到延安的，当时为了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同日军作战，美军驻华代表史迪威决定和八路军建立联系，将一支美国观察团派往延安，寻找共同抗战的可能，而包瑞德正是观察团的团长。

初来乍到，包瑞德对延安的条件表示很难适应，这里没有咖啡，没有丰富的食物，就连罐头都没有，住宿环境很差，只能睡在传统的窑洞中。

不过，当包瑞德得知八路军和红军的经历后，包瑞德再也没有抱怨了，身为一个军人，他知道能够完成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这已经是奇迹了，包瑞德不禁对这支队伍肃然起敬。

时间一长，包瑞德对延安的了解逐渐增多，包瑞德越发觉得这支人民军队有着无限的活力，他们一边忙着作战任务，一边搞生产建设，即使面对蒋介石和日军的封锁，物资也能自给自足，包瑞德对他们更是越发敬佩。

在闲暇时间，包瑞德和毛主席、周总理经常接触，他们一起视察了八路军兵工厂和服装厂，观看了八路军战士演习，久而久之，他们成为了朋友。包瑞德还发电报向史迪威建议，与中国的新力量合作，由美军给八路军武器和物资支援，帮助他们武装抗战。

正是怀揣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包瑞德在抗战之后也并没立刻回国，而是继续留在延安考察，他也熟悉了这里的生活，他已经在延安待了三年，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留恋。然而，面对突然接到的命令，包瑞德只能服从命令，匆忙启程离开延安。

在临行前，周总理和毛主席亲自将包瑞德送到机场，这让包瑞德十分感动，眼看护送包瑞德一行人离开延安的飞机已经到达。终于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周总理为包瑞德带来了一袋狗头枣，这是陕北的特产，还有一坛杏花村，包瑞德内心更为沉重了。

此时毛主席还开玩笑：“分别虽然难过，但包瑞德先生也不用这么难过吧，好像要为我们致悼词了似的。”

包瑞德一听这话，突然心里一惊，左思右想，包瑞德决定为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做出点暗示。此时飞机刚好降落，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包瑞德举起手表，看着周总理，忽然道：“周先生，我的表不准了，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表吗？”

周总理道：“现在是下午4点12分。”只见包瑞德用极小的声音说道：“那就好，我的手表也是4点12分，能够躲过轰炸！”

包瑞德的这句话，虽然声音很小，但足够让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个人听清楚，三个人互相看着彼此，都明白了包瑞德的意思。紧接着，包瑞德大声道：“毛先生，周先生，我先走了，你们请保重。”说罢，三人心领神会，挥手作别，包瑞德登上了飞机。

送走了包瑞德的飞机，毛主席立刻组织部队，分开疏散群众，将解放军的电台和重要通讯设备全部隐蔽，所有高级指战员全都分散离开岗位，隐蔽在深山密林中，延安周围部队做好侦察和战斗准备。果然没过多久，胡宗南的轰炸机就直逼延安，对延安进行了大范围轰炸。

其实，早在包瑞德暗示毛主席之前，毛主席就通过我党的地下组织，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那里，得知了蒋介石“闪击延安”的计划，但包瑞德的暗示无疑确保了消息的真实性，给了我军一颗定心丸。

通过这次有效的部署，胡宗南的轰炸机并没有达到轰炸效果，解放军的中央机构得以保全，这次轰炸也没有给解放军带来太多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