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事件延伸开来，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下，人们口中的“婚姻”实则包含着至少三种不同的形态，即嫁娶婚、联姻婚，以及自由恋爱形成的伴侣关系。这三种“婚姻”模式，在双方的责任、义务与权利界定上存在显著差异。
古老的嫁娶婚制，留存着部分陈旧观念，将“嫁入”或“入赘”的一方视为可支配的对象，带有前现代的色彩。在这种婚姻模式下，婚前子女被家长当作个人财物，嫁娶过程仿佛一场财产的转移交易。相比之下，联姻婚制更多发生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相当的家族之间，尽管情况稍好，但同样不以夫妻双方的感情为基础，其核心在于通过结合巩固家族利益，确保家族的延续与发展。而自由恋爱形成的婚姻关系，追求双方地位平等，较少受物质条件的束缚，更强调情感的深度联结与相互投入。
这三种婚姻制度各有利弊，嫁娶婚与联姻婚确实存在诸多不合时宜之处与传统局限。不过，若能正常维系，每种婚姻模式都有其内在逻辑与权利义务的平衡机制（尽管这种平衡未必能完全实现公平） 。如今，中国社会中围绕婚姻产生的诸多公共事件与争议，根源往往在于各方在观念上的“双标”——人们倾向于以对自己有利的婚姻制度标准，要求自身权利，却用另一套标准去苛求他人义务。这种矛盾心态，不仅滋生出个人内心的不满，当诉求长期无法得到满足时，更易演化为对他人的不满、怨恨甚至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