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冯增敏居然带着448团八连全连200多人一同向越军投降，战后通过交换俘虏回到了国内，被军事法庭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而他却坦言：“我当时实在是迫于无奈啊！” 冯增敏的早年与军旅生涯冯增敏，四川人，1950年代出生在农村，父母靠种地养活一大家子。他小时候脑子挺灵，成绩老是名列前茅。1970年，冯增敏刚满20岁，赶上征兵，穿上军装，进了50军150师。那会儿，部队生活苦，训练场上尘土飞扬，他扛着步枪，跟着战友们摸爬滚打，愣是没喊过一声累。 1975年，冯增敏调到448团三营八连。150师不是50军的主力，平时干的多是修路、建仓库的活。冯增敏干活踏实，管人也有自己的一套，战士们都挺服他。1978年，他被提拔为八连指导员，负责政治工作。连队里200多人，大部分是刚入伍的年轻人，平均不到20岁，冯增敏得操心他们的思想状态。 不过，150师的战斗力是个硬伤。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部队紧急扩编，从6000多人增加到11000多人，新兵占了大头。八连也不例外，200多人里，九成是新兵，入伍才俩月，枪都握不稳。冯增敏虽然有点经验，但也没打过真仗，带这样一支队伍上战场，心里多少有点没底。加上部队老兵被抽调到别的单位，留下的干部大多是新提拔的，整体素质不高。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解放军从广西和云南两线出击，势如破竹，28天就打到越南重镇谅山，直逼河内。3月5日，中央军委下令撤军，参战部队开始回国。可越南人不甘心，趁着我军撤退，派兵尾随骚扰，还想重新渗透边境。50军150师这时候站了出来，主动请战，说要入越掩护友军撤退，顺便清剿残敌。 3月11日，150师448团二营在高平以西的朗庄地区被越军伏击，陷入重围。团部赶紧派三营一连和八连去救援。冯增敏带着八连赶往战场，队伍里大多是新兵。到了地方才发现，情况比想象的糟。越军人数占优，火力凶猛，早就设好埋伏。战斗打了三天两夜，弹药耗尽，补给断绝，援军迟迟不到。八连的阵地被压缩到一小块山坡，战士们只能靠野菜和溪水撑着。 越军围而不攻，开始喊话劝降。八连副连长王立新带43人突围，宁死不降，结果全部牺牲，只有两名重伤员活下来。冯增敏和一连连长李和平商量对策，李和平一开始坚决反对投降，但新兵们没战斗经验，伤亡越来越大，士气低落。冯增敏提出投降的想法，强调保住200多条命的重要性。经过激烈争论，李和平最终同意。冯增敏组织党支部会议，决定以集体投票的方式放下武器。202人解除武装，向越军投降。 投降后，冯增敏和八连战士被关进越南战俘营。战俘营条件恶劣，每天干重活，吃的是掺杂野菜的米汤。1979年5月，国际红十字会协调中越双方交换战俘，中方释放1638名越军俘虏，换回238名中国战俘，其中219人来自448团。冯增敏等人踏上归国之路，但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而是审判。 回国后，军事法庭迅速开庭。冯增敏和李和平被控“投降罪”，严重损害解放军形象。法庭上，冯增敏承认错误，但强调自己是为了保住战士们的命。法官不为所动，判了他10年有期徒刑，开除党籍和军籍。李和平也获刑10年。普通战士经过审查，大部分被遣送回家，但不能再参军。 冯增敏被送往四川一处劳改农场服刑。他每天扛锄头下地，干完活就回宿舍。狱友说他从不提越南的事，偶尔会盯着墙角发呆。1990年，他刑满释放。村里人对他态度复杂，有人觉得他保住了200多条命，有人骂他丢了军人的脸。冯增敏没多解释，找了份小厂的工作，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 1995年，有记者找到他，问起当年的决定。冯增敏低着头，声音低沉地说了句“迫于无奈”。他没为自己辩解太多，只是说不想让年轻的新兵白白送命。采访后，他谢绝了更多媒体，搬到乡下，彻底没了消息。有人说他晚年常去烈士陵园，站在碑前一待就是半天，手里攥着几朵白菊花。 这件事暴露了150师的深层问题。部队扩编过快，新兵训练不足，干部缺乏实战经验，指挥体系混乱。50军让150师在撤退阶段入越，本想让他们练练兵，结果低估了越军的反扑能力。448团被围后，团部救援不力，军部也没及时调整策略，最终酿成大错。冯增敏的投降，只是这一连串失误的集中体现。 回过头看，这件事提醒我们，战争从来不是儿戏。军人上战场，背负的不仅是自己的命，还有国家的尊严。冯增敏的选择，或许有他的苦衷，但军人的底线不能破。50军的裁撤，448团的消失，都是这场悲剧的注脚。今天重提这段历史，不是为了骂谁，而是要记住教训：和平年代更得练好兵，关键时刻才能打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