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地下党员被逮捕后，国民党经济部长出手送支票，何北衡张笃伦等重要官员纷纷去求徐远举，就连何应钦也出面求情……惊动到了蒋介石处。 在1949年11月27日，28岁的刘国志牺牲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刑场，明明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有着雄厚的背景，最后却选择却慷慨就义。 在1948年初，重庆便发现了我党的秘密报刊挺进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此气急败坏，令徐远举限期侦破此案。军统三剑客之一的徐远举便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加强加强邮件检查，搜查红色书刊严查书店等，4月1日，他们在文城书店找到了一个叫任达哉的店员。 此人是混入我地下党潜伏的军统特务，而且贪生怕死最会见风使舵，所以在被捕后，很快便向军统提供了许建业及陈柏林等人的情报，军统在短期内便抓捕了我党的诸多底下工作者，其中甚至包括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丁。 刘国定虽是市委书记，然而革命性并不坚定，军统稍微对他施以惩罚，他便受不了了，交出了所掌握的地下党员名单。 重庆地下党组织自此遭到巨大破坏，最初徐远举并不知道刘国志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是偶然从一个被捕的学生嘴里得知了刘国志曾在川东参加过抗暴运动的消息，在得到刘国志的地址后，便派特务队长季缕将他抓捕。 但刘国志却不是他们想抓就能抓的，刘国志的胞兄是川康银行，川盐银行的刘国錤， 而刘国錤的岳父不是别人，是何北衡，政学系头目张群手下的红人。 而被捕学生所交出的刘国志的住址，便是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公馆，故而季缕接到此任务后也觉得异常棘手，不能公开去何公馆逮捕刘国志，否则势必会引起大麻烦，最好是采取诱捕或绑架的方法。 但诱捕行动真正实施起来，绝非他们想的那般顺利，季缕赶到何公馆时，刘国志正好在家，季缕却不认识刘国志，见面不识。 刘国志却已经猜出了季缕的身份，便故意说“七少爷不在”，而后便飞快的上楼去了。 季缕本来觉得此人可疑，想要上去看看，却突然被何公馆的副官给拦住，季缕自然是没胆子跟何公馆翻脸的，只能耐着性子去客厅等候，迟迟不见刚才那个可疑人物下来，便发了几顿牢骚，但也不敢太放肆，只能憋着气等。 刘国志便趁此时机上楼烧毁了重要文件，而后去找何北衡的夫人，称外面有人要抓自己。何太太一向养尊处优居于何公馆，对外事不知情，听闻此言后，就亲自去客厅见季缕。 季缕见到何太太也只能恭恭敬敬的表示“我是奉命来抓共产党刘国志的。” 何太太听后当即便皱起了眉头“你们搞错了，这里哪有什么共产党，”说着何太太便要打电话给绥靖公署参谋长肖毅肃，肖毅肃跟何北衡也算是平时的老朋友了，原本何太太以为只要找到肖毅肃便能将此事摆平。 结果电话却一直打不通，季缕便将此事转告给了徐远举，徐直接亲自去见朱绍良和肖毅肃，称何太太窝藏共产党，何北衡有意包庇，让二人主持公道。 这顶帽子扣下来，就是肖毅肃跟何家有来往，也不敢轻视了，所以他竟亲自下令包围何公馆，而后一通长途电话打给了何北衡“你太太窝藏共产党，赶快把共产党交出来，不然抓你太太进牢房。” 何北衡一听就怒了，屎盆子往谁头上扣呢？气得在电话里跟肖毅肃吵了起来，朱绍良见二人争得不可开交，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就给南京打了个电话，向行政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共产党。 事情越闹越大了，连徐远举也在担忧自己会玩火自焚，火大了把自己活生生烧死，就想着息事宁人。 但人是不能不抓的，所以就亲自率领着特务将何公馆里里外外查了一遍，还把刘国志的三姐和六哥都抓了。 不久后，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也叛变了，交代出了刘国志的去向，故而刘国志被抓。 因为此案牵扯到了部分国民党高级官员，而且刘国志的背景也是大部分人难以企及的。 亲友们在知他被捕后，四处托关系营救，希望能保他出狱。最后还搞到了周君亮曾扩情的亲笔信。 徐远举见事已至此，便索性将计就计，打算乘势利用刘国志的亲属软化他，让刘国志交出组织情报，刘国志拒绝交出，言辞自始至终铿锵有力，就算为革命牺牲，也绝不出卖党组织。 在1948年秋，刘国志的5哥刘国錤恩师国民经济部长刘航琛从香港回重庆，他亲自拜访了徐远举，要送给他大额支票，这一支票可以任意在川康银行、川盐银行透支现金，要求只有一个，便是保全刘国志的性命。 与此同时，何北衡也也委托了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员向徐远举求情，刘航琛也亲自去见何应钦，请动了何应钦亲自出面，将此事告知了蒋介石。徐远举这才将刘国志3字给勾掉。事后，刘国錤还给徐送去了金表金笔等作感谢。 徐远举这才允许他们兄弟二人见面，然而若是要放刘国志，还需要刘国志在报纸上发表退党声明。 但刘国志却说我死了，共产党还在，那我便等于没死，若出卖了组织，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最后在1949年11月28日，这一位曾经协助挺进报出版发行的青年志士，最后在国民党特务的大屠杀中殉难，年仅28岁，在就义时他高喊“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共产党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