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军队的军事军纪水平有多低？拿民国时期的军阀部队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群穿军装的土匪。 1933年初，杭州乡村医院里，一位乡医正给几位满脸羞愧的农家妇女诊治。这些妇女不敢抬头，有些甚至不愿说明伤情。乡医叹了口气，又开了一副药方。这样的病人，近日已经接诊了十几位。 杭州、嘉兴一带，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刚刚驻扎过。他们走后，留下的不只是残破的村庄，还有无数被蹂躏的妇女。据当地医院诊断，凡十五岁以上的妇女，几乎＂皆不能免＂。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暗自承受这场灾难。 然而，即使是蒋介石的家乡附近，他的嫡系部队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军纪可想而知。孙传芳在入浙江时，为获取浙江人民好感，也曾三令五申强调军纪。但所谓＂良好军纪＂，不过是＂基本只奸淫掳掠，但不轻易滥杀无辜＂。在当时的标准下，这已经算是＂军纪非常好＂，广受江浙士绅欢迎。 在其他地方，军队的行为更加恶劣。据《李宗仁自传》记载，有一次打仗后进城，李宗仁看到几个士兵强奸妇女，他上前阻止，反而被士兵威胁，只能无奈退下。 军队中的体罚和暴行同样触目惊心。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18军，被认为是国军的精锐之一，营长廖明哲的回忆录中记载，11师33团第5连连长徐宋光曾因生气，一怒之下将连上的几位排长全部关进猪圈，不准吃饭。这些排长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却遭受如此不人道的待遇。 1925年春夏之交，四川阆中县城外的秦家寨，一支约300人的武装队伍正在驻扎。半个月前，他们还是第七镇守使吴某麾下的正规军队，如今却成了山寨匪帮。这支队伍在一场军阀混战中兵败后并未解散，而是整建制地带着武器进山，摇身一变成了＂秦家寨匪团＂，开始占据周边高地三村五寨，继续征粮劫货，甚至向地方征税。地方官府虽有心剿灭，却又担心匪徒反扑伤民，最终选择了默许。 这样的＂兵匪循环＂在民国时期极为普遍。据《申报》1930年的统计，当时全国的土匪高达2000万人，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这个数字远超过当时所有军阀部队的总和。在湖南西部的湘西一地，成年男性中竟有三成是匪。 这些匪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溃散的军队转化而来。他们不仅有武器装备，还受过军事训练，比普通山匪更加凶狠，破坏力更强。他们熟悉战术，精于土工、埋伏、狙击，有的甚至能写军事报告、懂密码暗语，成了真正的＂编外军官＂。 在山西、河南、山东等地，这些＂兵匪＂的武器来源也很＂正规＂。许多匪首通过与地方驻军交易，低价购入旧枪旧弹，有的甚至打着＂剿匪＂的旗号骗取军饷。1931年河南光山的土匪刘子芳就是典型例子，他白天以剿匪官员身份活动，晚上则窝藏旧部组织抢劫，一年靠这种双面手法捞取三千余银元。 这些兵匪与地方军阀之间，常常处于＂又打又勾结＂的微妙关系中。当中央政府剿匪压力加大时，他们就＂投诚归编＂成为正规军；等地方局势再度混乱，又脱离部队重返山林。这种循环往复，使得匪患始终无法根除，成为军阀混战中的一股灰色力量。 兵匪的信息网络同样令人生畏。1932年，山东沂水发生了一起兵匪合谋劫车案。三辆邮政车队连环被截，劫匪对运银路线和时刻表了如指掌。经查，其中一名匪徒原本是邮政营警卫连的士兵，部队解散后立即混入了匪帮，利用内部信息实施了精准袭击。 与此同时，在湘西等地，土匪与村民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共生关系。1933年，湖南湘西泸溪县的李家村与当地黑虎山匪首达成＂和平协议＂，每年供给二十担稻谷换取安全保障。协议内容明确：不抢李家、不扰农田、村口设牌。档案记载，1930至1935年间，湘西地区约有八十多个村庄与土匪签订了类似的＂包山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