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建成后，迟早要被炸掉。”1992年，说出这句骇人听闻的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 1992年的人民大会堂里发生了一件让人后背发凉的事，有个戴眼镜的老教授在讨论三峡工程的会议上撂下一句狠话：“这大坝早晚得炸掉！” 说话的人叫黄万里，当时已经81岁了，可不是普通老头——人家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水利专家，他爹黄炎培在民国时期就是教育界的大腕。 黄万里这辈子就跟水较上劲了，30年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啃书本，后来又在伊利诺伊大学拿到博士文凭，专门研究怎么治水。回国后带着学生跑遍大江大河，修过不少水坝，肚子里装着真才实学。 不过这人脾气犟得很，57年因为反对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大坝，被下放到了农场改造。80年代平反后接着搞研究，直到01年去世前还在操心水利工程的事。 说到三峡大坝，当时报纸上整天宣传这是千年大计，能防洪能发电。可黄万里带着9个专家死活不肯在同意书上签字。老头儿掰着手指头数出五个大问题：头一宗就是泥沙淤积。 长江水带着泥沙冲下来，大坝一拦水流变慢，泥沙全沉在水库里，日子久了重庆港要变泥塘，防洪效果也得打折扣。 第二件麻烦事是生态破坏，像中华鲟这种洄游鱼类，大坝拦着路还怎么生儿育女？ 第三怕地震，水库蓄满水相当于往地壳上压了座大山，万一把地底下的断层压醒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第四件要命的是打仗时候怎么办，要是让人家扔个炸弹把大坝炸了，下游几千万老百姓得遭多大灾？最后一个问题是钱的事，两千多亿的投资啥时候能回本，老头心里直打鼓。 那年春天人大表决的时候，赞成票倒是占了大头，可仔细一算，三分之一的人不是反对就是弃权。 1994年工程上马，2009年正式建成，中间搬了一百多万老百姓，花钱跟流水似的。不过这些年看下来，实际情况跟黄老爷子预料的还真不太一样。 先说最要命的泥沙问题，当初预计每年要淤积五亿吨泥沙，结果现在实际只有两亿多吨。工程队搞了个“蓄清排浑”的招数——汛期开闸放浑水，枯水期存清水，重庆港不但没淤死，货船反而比建坝前多了五倍。 长江里的鱼确实遭了罪，不过科学家在下游两百公里找到新产卵地，还搞起了人工繁殖车间，中华鲟算是保住了。 地震这事有点悬，库区小震确实多了些，一三年还闹过五级地震，不过大坝是按抗七级地震设计的，暂时还扛得住。至于打仗的担心，现在围着大坝布了三层防空网，说是连苍蝇都飞不过去。 发电这块倒是超出预期，20年发了1000多亿度电，十几年下来发的电钱早就把本挣回来了。 防洪效果更是立竿见影，98年大洪水之后，三峡大坝拦下了好几波洪峰，下游城市再不用年年抗洪。航运方面，万吨货轮能从上海直通重庆，长江成了条水上高速公路。 黄老爷子当年预言的灾难虽然没成真，可他那些警告都给工程提了醒。就像盖房子先得打牢地基，搞大工程就得把各种风险想周全。 现在三峡大坝成了世界级工程，但谁敢说这里面没有反对派们的功劳？当年那些反对意见就像给工程队敲的警钟，逼着他们把每个螺丝都拧得紧紧的。 说到底，黄万里这辈子的故事给咱们提了个醒：搞建设不能光听好听话，也得容得下不同声音。就像老话说的“忠言逆耳”，难听的话里往往藏着真知灼见。 三峡大坝如今稳稳当当立在那儿，可谁又敢保证百年之后不会出现新问题？黄老爷子虽然走了，但他那股子较真劲儿，倒是给后来的工程师们树了个榜样——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搞科学得较真，做工程得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