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底，毛主席在武汉东湖宾馆视察时，突然对秘书梅白说：“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随时可以见。”梅白有些懵，试探问了一句：“是不是李达？”毛主席点了点头。 1956年3月，李达在武汉大学校长办公室等待毛主席。 毛主席是党的主席，李达是大学校长。权力悬殊。 门开了，李达下意识说："主——"卡住了。他想说"主席"，但太生疏，30年前，他们一起筹备中共一大。 毛主席笑了："你主、主、主什么？还是过去那样，你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 称呼背后藏着权力变化，革命成功，老同志关系也分了等级。 李达提起遗憾：没参加井冈山，没参加长征。理论家的痛点。 毛主席说："你在国统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理论界的黑旋风！" 但双方都明白，理论不等于实战。 毛主席继续说："你的'三板斧'比李逵还厉害——大义、大勇、大智。" 补偿性认可，但理论家地位不如实践者。 1953年，李达从湖南调到武汉，湖南是毛主席的根据地，李达在那影响力太大。调武汉，控制地方势力。 毛主席对秘书说："我来武汉时，李达随时可以见。" 特权背后是控制。特殊待遇意味着特殊关注。 李达明白这一点，26年后在毛主席、见证下重新入党，没有候补期，这种安排，既是信任，也是一种象征性的纳入。 1948年毛主席给李达写信："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与经营。" 革命成功，进入"经营"阶段。 李达在武大恢复哲学系，培养科学家，但理论立场与政治现实张力越来越大。 1958年，毛主席仍称他"理论界的鲁迅"，李达坚持原理，政治需要妥协。理论家讲逻辑，政治家讲策略。 1956年会面时，毛主席称《社会学大纲》，是"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但这书的观点与实际政策常有出入。 李达晚年著述百万字，批判教条主义。这些文字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重视。 他早看到教条主义危害，但在当时环境中，这种认识无法影响政策。 1966年，李达孤独离世。理论贡献直到1978年，才被《光明日报》正式认可。 1956年会面，双方维持微妙平衡：毛主席需要理论支持，李达需要安全空间。但这平衡充满张力。 李达坚持理论独立，毛主席希望理论服务实践。差异在友好表面下潜伏。 李达代表早期党人理想：坚持原则，独立思考。但现实政治让这理想变得奢侈。 毛主席对李达的尊重，反映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复杂态度：需要其威望，又担心其独立性。 1956年会面体现矛盾关系，两个老革命，一个掌权，一个坚持理论纯洁。 对话是两种革命观的碰撞：实践至上vs理论指导实践。 这塑造了新中国初期思想格局。 李达命运代表那代知识分子困境：参与革命，却发现新权力结构，不是最初设想。 毛主席对李达评价带着距离感。 认可贡献，但划定边界：理论家写书研究，不干预决策。 这种关系定位在1956年确立，之后历史是逻辑延伸。 李达最终沉默，但著作留下另一种声音。 这声音在一个时代被压制，在另一个时代被发现。 1956年春天，武大校长办公室的谈话，预示了数十年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复杂关系。 互相尊重，保持距离。认可贡献，坚持立场。这种张力定义了时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