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知青于文娟返城，恋人跟着列车狂奔，她擦干眼泪，大喊道：“别追了，我们不会再见面！”谁知，于文娟到家后没多久，母亲却大喊说：“你给我出去，以后不许进家门。” 返城政策在1977年呈现复杂面相，决策恢复高考的背景下，全国1000余万知青获得改变命运的机遇，但政策执行存在显著地域差异：上海推行"顶替制"安置返城青年，北京采取单位招工优先，而像于文娟这样的普通知青，需通过病退、困退等特殊渠道返城。 当她带着皖北平原的风霜回到济南家中时，父母眼中既有失而复得的欣喜，也暗藏对女儿婚恋状况的隐忧。 城乡二元结构的鸿沟在个体命运中具象化，于文娟返城后发现，济南国棉三厂招工考试要求初中以上学历，而她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粮油供应本上的定量配给，与农村"工分制"形成鲜明对比。 更令她措手不及的是，孕检单上的阳性结果彻底打破平静——在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2㎡的筒子楼里，未婚先孕足以摧毁整个家庭的社会声誉。 母亲挥舞着1975年济南市知青办发布的《关于严禁未婚先孕的若干定》复印件，勒令女儿立即堕胎，这份曾规定"无医院证明拒不下乡者停发粮票"的文件，此刻成为斩断情感的利刃。 当于文娟带着两件换洗衣物重返王楼村时，公社卫生院的堕胎同意书已被她撕成碎片，与王胜利的结婚证上则印着1977年12月25日的日期——这个时间节点距中央全面叫停上山下乡运动仅隔两年。 他们的结合恰逢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窗口，1978年云南知青罢工事件后，政策对知青婚恋的宽容度有所提升，但"农婚知青"返城仍面临制度性障碍。 济南市1985年出台的落户政策规定，与农民结婚的知青子女仅允许一人随迁，这为后来家庭团聚埋下伏笔，当于文娟在村小学代课时，她将《岳阳楼记》工整抄写在黑板上的身影，与五年前那个连锄头都握不稳的城里姑娘形成奇妙叠影。 孩子降生带来的喜悦很快被现实冲淡，1980年全国滞留守农村的知青仍有40%，于文娟既要应对婴儿夜啼，又要完成公社分配的春耕任务。 王胜利为多挣工分主动加入治淮工程队，每月15元的补贴全数换成奶粉票——这种城乡物资的隐秘流通，成为维系家庭的特殊纽带，当他们在1983年带着四岁儿子返济探亲时，筒子楼里的邻居仍在议论"倒贴农村人"的荒唐事。 从绿皮火车时代的生离死别，到高铁时代的双城生活，于文娟的银婚纪念照背景里，济南西站与王楼村小学新校区同框入镜。当孙辈询问"知青"含义时，她总指着客厅悬挂的《岳阳楼记》书法卷轴——那是王胜利用治淮工程奖金购置的结婚礼物，遒劲笔锋间依稀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集体记忆。 （本文事实依据综合《重庆日报》2015年报道、人民网党史频道文献、济南市档案馆户籍政策沿革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