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毅被叛徒诱骗下山，途中他觉得口渴，于是拐到一农户家里喝水，却因为农妇说了两个字，突然意识到这是个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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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秋天，粤赣边界的山林里飘着潮湿的雾气。
陈毅拄着树枝削成的拐杖，沿着陡峭的山路往下走。
他脚上的布鞋沾满黄泥，军装领口被汗水浸得发黑。
此刻他还不知道，山下正铺开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而织网的人正是他曾经信任的联络员陈宏。
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
1934年秋，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时，陈毅因腿伤恶化留在苏区。
梅岭山脉的密林里，他和项英带着不足千人的队伍，既要躲避敌军围剿，又要提防叛徒出卖。
游击队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不得不靠挖竹笋、采野果度日。
正是这种极端困境，让某些意志薄弱者动摇了信念。
陈宏的转变充满戏剧性。
这个江西农家出身的青年，曾在红六军团当过文书。
1935年夏天与主力部队失散后，他在深山独自生存三个月，凭着对地形的熟悉重新找到组织。
鉴于他读过两年私塾，组织安排他打入粤军内部做策反工作。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次年春天。
他在执行任务途中撞见了叛变的前首长龚楚。
当时龚楚穿着笔挺的蒋军制服，腰间的牛皮枪套擦得锃亮。
这个曾经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用每月两百块大洋的待遇说服了陈宏。
年轻人最初激烈反抗，但在刑讯室吊打三天后，最终交出了游击队的联络点和活动规律。
龚楚如获至宝，立即带人突袭大余县的秘密交通站"广启安"糖铺，抓捕了七名地下党员。
尝到甜头的龚楚并不满足，他把目标锁定在陈毅身上。
这位叛将太了解老战友的处境：与中央失联两年，迫切渴望得到上级指示。
他伪造了盖着红章的"中央特派员"信件，让陈宏送往游击队驻地。
信里要求陈毅、项英务必于十日内到大余县城某酒楼会面，传达最新斗争方针。
项英看到盖着朱红印章的信笺时，激动得手指发抖。
陈毅却盯着信纸上工整的仿宋体出神。
这和他记忆中的中央文件格式有微妙差别。
不过最终两人还是决定赴约，只是陈毅坚持要先带警卫员探路。
下山的路上出了意外。
经过陈宏家所在村落时，陈毅口渴难耐，敲开了一户农家的木门。
开门的年轻媳妇端着粗瓷碗出来，清水在碗沿晃出细碎波纹。
陈毅仰头喝水时，警卫员正捂着肚子找茅房。
农妇随口说的"当家的去团部办事"，在陈毅耳中变成了"去糖铺办事"。
这个因方言差异产生的误会，让陈毅后颈瞬间冒出冷汗。
他清楚记得"广启安"糖铺早该停止活动。
接下来的遭遇印证了他的怀疑。
通往县城的山道上，三十多个蒋军士兵呈扇形包抄过来。
领头的小排长用刺刀抵住陈毅胸口时，这个戴着圆框眼镜的"教书先生"，面不改色地编造出进山买茶叶的谎话。
当士兵要搜查他贴身的包袱时，陈毅借口腹痛钻进茅厕，踩着粪坑边的石头翻过后墙，钻进长满蕨类植物的山沟。
死里逃生的陈毅没有折返，反而冒险摸到县城边缘。
站在"广启安"糖铺斜对面的杂货摊前，他发现本该挂着蓝布门帘的店门口，如今摆着两盆刺眼的大红花。
卖针线的老汉压低声音告诉他，新掌柜对顾客爱搭不理，进的糖块还带着霉味。
这些反常细节让陈毅彻底清醒。
所谓的中央特派员，不过是龚楚设下的捕兽夹。
后来的情报证实，那天酒楼周围埋伏着两个连的兵力。
龚楚特意从韶关调来认识陈毅的旧部，还在雅间里准备了录音设备。
若不是陈毅中途生疑，南方游击战的指挥中枢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历史学者在《中央苏区斗争史》中记载，这次危机促使游击队建立起更严密的甄别机制，为后续三年游击战保存了革命火种。
那个救命的语言误会，多年后仍被陈毅反复提起。
农妇说的"团部"本是指民团驻地，却让陈宏与秘密交通站产生关联。
这个偶然事件背后，折射出当时地下工作的残酷现实：
联络点暴露往往始于细微破绽，而叛徒带来的危害远超过明枪暗箭。
在后来整编新四军时，陈毅特意强调情报系统的独立性，正是汲取了这次教训。
梅岭山中的这场生死较量，如同浓缩的胶片映照出人性光谱。
坚定的革命者在绝境中锤炼意志，投机者在诱惑前撕下面具，而历史的走向往往取决于某个瞬间的判断。
当陈毅猫着腰穿过甘蔗地撤离县城时，山风吹散了他衣服上的茅厕气味，却吹不散心头翻涌的警惕。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种刻入骨髓的警觉，还将帮他闯过更多惊涛骇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