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向全球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张纯如，被人发现死在车内饮弹而亡，全世界都以为她是自杀，不料19年后，她的遗书已经曝光，众人这才发现，原来逼死她的凶手，仍旧逍遥的活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张纯如其实是美国出生的华裔第二代。1970年出生在新泽西，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搞工程， 母亲是生物学家。这样的家庭环境，让她从小对历史和写作有浓厚兴趣。 她一路读书很顺利，耶鲁大学本科，斯坦福新闻硕士。 刚开始时，张纯如和许多普通美国华裔青年没什么区别，结婚生子，有一份安稳的大学讲师工作。 但1994年她回中国探亲，见到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 那些老人一开口就流泪，反复叨念过去的惨事。张纯如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些历史伤痕并没有愈合。 回美国后她去查资料，发现在美国主流学界甚至连“南京大屠杀”都很少有提及。美版教材只字未提，大部分美国人更不知道此事。 张纯如觉得，这不是一个人写几篇小文章就能解决的问题。 她决定自己来写书，既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什么“民族大义”，她只是想让更多普通人了解真实历史。 她在美国、日本、中国三地查找档案、走访幸存者。过程极其艰难。 有时候为了看一份材料，她要排队几个小时。有的亲历者一谈起当年往事就情绪失控，她只能边安慰边记录。 稿子写完，她把所有能找到的证据、照片都收录进来，确保每个细节经得起推敲。她说：“只有还原最朴实的个人故事，世界才会在乎。” 1997年，《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在美国出版。这本书既没有煽情，也没有用骇人听闻的辞藻。 它很快成了亚马逊畅销书，获奖不少。西方世界才第一次系统地看到这段历史。 书出版以后，张纯如的生活不再平静。美国媒体报道她时，用的是“勇敢”“揭黑”的标签。 有人夸她，也有人骂她“挑动民族情绪”“搞分裂”。有日本媒体专栏公开批评她“伪造历史”。她的邮箱和电话里，时常有骚扰、威胁和谩骂。 最棘手的压力并不是外界明面上的争议，而是身边熟人的冷淡。美国一些同行历史学者怀疑她“立场不客观”，有的学者在会议上当众质问她的“证据来源”。 她试图在美、日两国学界推广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但很多出版社和学者对这个话题避而远之。 她原本希望中国学界能多支持自己，但实际情况远不如她想象的理想。国内外都有人说她“消费苦难”。 有网友说她“没资格代表中国人说话”，还有人批评她“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她夹在东西方学术圈之间，成了不被哪一边完全接纳的“异类”。 这些年，她一个人在家里写作、带孩子，忙讲座和宣传活动。 丈夫说她晚上常常失眠，白天还要面对不断打来的电话和信件，有时夜里会突然惊醒，甚至出现幻听。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脾气变得暴躁、易怒，但还在强撑着。 这些难以言说的心理压力和长期的孤独，渐渐压垮了她的生活。 2004年11月，张纯如被发现死于自家汽车内。警方判定为“自杀”。大多数媒体也只是简单地用“压力太大”来解释她的离去。 她的父母、丈夫和儿子都感到莫名和难以接受。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她留下了部分遗书和日记。 遗书里，她坦白写道：“我不是单纯的抑郁，而是觉得我被世界隔离，被攻击、骚扰、侮辱，每天都担心有人伤害我和家人。” 她提到自己收到匿名信、骚扰电话，也曾报警但无果，甚至害怕儿子上学出门会出事。 她说：“我的声音越来越小，世界却越来越嘈杂，我的安全感也随之消失。” 更令人难过的是，19年后，家属公开遗书内容，才让外界明白，她所受的压力不只是名誉或情绪上的，而是有意无意的集体孤立、网络暴力、无休止的骚扰和威胁。 在她的信中，曾点出某些右翼势力“不会让她消停”，并且她曾报警，但最后没有人承担责任。 家属曾试图追查骚扰电话和邮件的来源，但因为时间久远、证据不足，没人被追究。 她最后写道：“我努力坚持，却被推下了悬崖。”直到去世多年后，人们才发现，这场自杀的背后，是长期冷漠、误解和暴力的合力。 那些让她孤立无援、让她不得不选择极端方式的“凶手”，始终没有一个站出来为此负责。世界对她的离去，除了短暂的遗憾，很快归于平静。 张纯如的去世，没有给世界带来更多答案，只留下了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谁该为“逼死她”负责？ 19年过去，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还在争议，关于她的死，依然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她留给世界的，也许就是：一个人把真相说出来，并不意味着世界就会安静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