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功德林关押25年之久的军统特务周养浩被特赦出狱，国家准许他去任何地方，可他重获自由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去台湾投奔蒋介石，最终是否如愿呢？
这个被称作“书生杀手”的男人，年轻时曾是上海法学院的高材生，笔杆子下藏着狠辣手段。投身军统后，他参与策划皖南事变，在息烽集中营设计各种酷刑，双手沾满革命志士的鲜血。1949年国民党败退时，他任贵州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执行“坚壁清野”计划，炸毁桥梁道路阻碍解放军，直到1950年在昆明被捕，开始了漫长的改造岁月。功德林里，多数战犯通过学习劳动逐渐认同新政权，1959年首批特赦时，溥仪等33人主动留下，但周养浩不同。他熟读文史资料，尤其关注台湾动向，能准确背诵蒋介石每年的“告台湾同胞书”。在他心中，自己是国民党中将，理应回到那个自视为“正统”的阵营。
特赦名单公布时，58岁的周养浩戴着磨边眼镜，在“去向”栏工整写下“台湾”。整个功德林，百余名战犯只有三人做此选择。大陆方面很快履行承诺，发放2000元港币路费——这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年工资，还安排车辆送到罗湖口岸。他以为踏上的是归乡路，却不知前方是冰冷的现实。
台湾当局三个月前就密令各口岸，将大陆特赦人员视为“统战工具”，严禁入境。在香港启德机场，移民官员荷枪实弹，递来的不是欢迎，而是一份苛刻条件：必须在香港媒体公开反共，否认功德林改造经历，以“政治难民”身份申请居留。这对周养浩是莫大羞辱——台北“忠烈祠”里，他的牌位早已被供奉为“殉国烈士”，如今却要否定自己换取入境资格。更关键的是，当时台湾处于戒严高峰期，蒋经国推行“勘乱救国”，对任何“统战渗透”严防死守，即便旧部赴台也要三轮审查，何况是被共产党特赦的战犯。
在九龙的小旅馆，周养浩煎熬了42天。大陆方面传来消息，可随时返回，按起义人员待遇安排工作，与家人团聚。台湾却毫无松动，甚至暗示不配合就追究“通共嫌疑”。这时，一份香港报纸改变了他——昔日军统同僚沈醉在大陆担任文史专员，公开写回忆录。他突然明白，自己坚守的“党国忠诚”，在台湾眼中不过是颗棋子。那些曾并肩的名字，在台北权力圈早已边缘，“反攻大陆”不过是政治口号。
1975年11月，他飞往旧金山。美国有妻弟，更有远离两岸政治的自由。在加州奥克兰，他开了家小杂货店，每天读两份报纸：亲台的《世界日报》和大陆的《人民日报》。这种矛盾，恰是他内心的写照——融入不了美国，又对两岸变化充满复杂情绪。直到1990年病逝，他在信中写道：“当年写‘台湾’，以为是回故乡，后来才懂，政治上哪有真正的故乡？”道尽冷战中政治流亡者的宿命。
周养浩的经历，是个人与时代的交织。作为国民党特务中层，他的前半生被党国叙事塑造，政权更迭后仍困于旧身份；作为特赦战犯，后半生成了两岸博弈的注脚。大陆的宽容，是新政权的自信展现；台湾的拒绝，是意识形态的警惕——他的存在，会戳破“党国精英皆殉难”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