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陈景润毕业后分到北京四中教书，学校却因口齿不清辞退他。之后他摆摊租书，艰难度日。然而一个人的出现，却让他得到了去厦门大学工作的机会。 1953年，陈景润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成为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高等教育人才之一。 那时，国家百废待兴，对科学技术和教育极为重视，尤其迫切需要一批能在基础学科领域做出贡献的青年学者。 因成绩优异，陈景润被分配至北京四中任教，起点颇高。 但是这段教师生涯却极短暂，很快便戛然而止，成为他人生中一个不堪回首的插曲。 陈景润自幼性格内向，沉默寡言。 他虽然数学天赋出众，但口齿不清，发音含混，讲课不够流畅，导致课堂效果欠佳。 北京四中作为全国知名重点中学，对教学质量有极高要求。 不久，学校便以“不适应教学工作”为由将他辞退。 彼时他年仅二十多岁，刚毕业不久，忽然失去工作，对他打击极大。 无奈之下，陈景润带着极度失落的心情，回到了家乡福建福州。 家境贫寒，他无法依靠父母生活，只能想方设法养活自己。 最终，他选择在福州街头摆摊租书维生，将自己珍藏的中外文学、历史、科学类书籍摆在地摊上供人借阅。 每天清晨，他早早起床占地，支起小摊，面对人来人往的行人，守着那堆心爱的书度日。 白天，他靠租书挣点微薄的收入，晚上回到简陋的住所，便继续自学数学。 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对命运妥协，而是像一根竹子般默默生长，哪怕无人问津，也不曾停止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正是在这段人生最黑暗的时光里，一位重要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那就是厦门大学时任校长、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 王亚南是陈景润的老校长，他学识渊博，思想开放，曾留学德国，深受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熏陶。 他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建树卓著，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驱之一。 在任厦门大学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拔擢有才华的青年学者，注重实才实学，而不是拘泥于表面形式。 某次厦门大学校友聚会中，有人谈及陈景润的遭遇，说他在北京教书因口齿问题被辞退，如今居于福州街头靠摆摊糊口。 王亚南闻之震惊，深感惋惜。他回忆起当年在校时陈景润的种种表现：上课时那双专注的眼睛，课后那堆积如山的数学笔记，还有他对哥德巴赫猜想表现出的浓厚兴趣。 他知道，这个青年虽然不善言辞，却拥有不可多得的数学天赋。 王亚南随即做出决定：必须将陈景润重新带回厦门大学！ 他亲自写信给陈景润，信中表达了对其学术能力的认可与赞赏，并诚挚邀请他回到母校，担任数学系助教，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这封信，如一束光照亮了陈景润身处暗夜的心灵。 1955年，陈景润带着感激与希望，重返厦门大学。 他终于重新拥有一张办公桌、一块黑板与一间书房。 从那一刻起，他便再未离开学术世界。 虽然他的语言障碍依旧存在，但学校给予了充分理解与包容，他的课堂虽然朴素，但他以深厚的数学功底逐渐赢得了学生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厦门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自由研究的环境，让他得以全心投入到数论的研究中。 在厦门大学期间，他开始系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著名的数学难题深深吸引着他。 他潜心研读国内外数学期刊，自学高等数论，常常废寝忘食。 厦大的图书馆、陈旧的课桌、简陋的寝室，都成了他思想飞跃的见证。 1957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数论的论文，并很快崭露头角。 王亚南多次在学术会议中推荐他，使他逐步进入更广阔的数学圈子。 1957年，在王亚南的推荐下，陈景润被调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师从华罗庚，这成为他事业的真正起点。 此后，他潜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最终于1973年提出“1+2”成果，即“每个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素数与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之和”，震惊世界。 他那幅在高楼天台上披着棉衣演算公式的照片，成为中国科研奋斗者的象征。 而这所有的一切，从一个街头摆摊的落魄青年，到震撼世界的数学家，其命运的转折点，就起始于福州街头那一封来自母校的信，起始于王亚南校长的知遇与信任。 信息来源：据《厦门大学校史（1921-2000）》记载，王亚南校长曾在校务会议上强调："要给特殊人才创造特殊环境。"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举措，为新中国培养出首批基础科学领军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