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总资产破万亿之后，广州农商行在业绩端的表现便一直低迷，增收不增利、增利不增收的情况交替出现，而近日，该行披露了其2023年的年度报告，其业绩端表现较于往年更加糟糕。

广州农商行董事长蔡建曾在2022年的年报中宣称，广州农商银行将以“一年当作两年用，两步并作一步走”的态度面临2023年，加快提升经营效益。但从实际来看，2023年广州农商行不但没实现经营效益的提升，还出现了加入“万亿资产俱乐部”之后的首次业绩双降，分别实现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181.54亿元、26.34亿元，同比大幅下滑19.47%、24.56%，

事实上，除了业绩端背负沉重的下行压力外，广州农商行的管理层也陷入持续动荡中。在年报发布的档口，广州农商行原行长易雪飞就因严重违纪接受纪检委调查，这已经是该行近五年来第5名高管先后落马，这无疑给该行的“高质量发展赶考路”蒙上一层迷雾。

人力成本缩水11.18%，投放贷款或埋下暗雷

2022年，在董事长蔡建的带领下，广州农商行提出了2023年“逐步提升盈利能力”的愿景，力图书写「以“稳”推“进”」的经营答卷。但从结果来看，去年的广州农商行营业能力进一步缩窄，甚至出现了近十年来最低的净利润金额，以及上市以来最高的营收降幅。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农商行员工人数连续两年缩窄，并且粗略估计，去年该行的人力成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出现了11.18%的同比下滑，可即便如此“缩衣节食”，广州农商行仍交出糟糕的净利润“成绩单”，可见其盈利能力问题日益严峻。

从近年的利润表的细项分析，广州农商行的盈利重度依赖于利息收入。2020年-2022年，该行的利息收入占比分别为83.17%、83.30%、82.42%，而去年，利息收入的占比猛增到91.35%。此外，该行的手续费收入为8.47亿元，同比下降38.71%，占比4.67%，投资收益同比降幅31.54%，占比仅1.92%。不难看出，广州农商行的盈利能力高度依赖于生息资产的利息收入，而在息差下行的大环境中，业绩震荡的波动较为明显。

具体来看，2023年广州农商行净利息收入同比减少10.76%，实现165.83亿元，净息差为1.39%，下降30个基点。从结构性角度出发，来自贷款的利息收入绝对值变动最大，较2022年降低了32.48亿元，其中，受利率影响下降的金额为48.21亿元，而该行去年的营业收入下降绝对值为43.91亿元。可见，收入结构的单一并不利于该行实现“提升盈利能力”的愿景。

另一方面，在业绩双降、盈利能力下行的泥潭中，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规模增速也呈现后继乏力的态势。2020年，广州农商行的资产总规模突破万亿，当年的增速为14.95%，而在2023年该行的资产增速下降到了6.53%。其中，该行的贷款余额规模增速由2020年的19.46%下滑至去年的5.95%，略低于总资产增速。

除此之外，广州农商行的存款增速也出现了连续下滑，从2020年的18.26%降低到去年的4.0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平均余额的角度出发，该行的总存款平均余额虽保持微增，但从细项来看，该行的公司存款平均余额由2022年的3627.44亿元降低至去年的3413.08亿元，不增反降。同时，其公司贷款的平均余额出现了5.63%的同比增幅。

简而言之，在对公贷款平均余额出现抬升的同时，广州农商行的对公存款平均余额却不增反降，这说明广州农商行去年新增的对公贷款客户整体经营状况不佳，贷款目的大概率为纾困，亦或者存在借旧还新、贷款展期的可能，这无疑在广州农商行「以“稳”推“进”」的发展道路中埋下了“暗雷”。

管理层持续动荡，内控管理问题突出

在业绩端持续承压的同时，广州农商行的内控问题也持续暴露。

今年3月19日，广州市纪检委披露称广州农商行的原行长易雪飞因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据公开资料显示，易雪飞于2006年加入广州农商行，并于2013年被任命为行长，此后，他担任该行行长长达10年，直到去年2月才因“超限服役”辞去行长职务。此次前行长易雪飞被查，不难推断其在任期间，广州农商行存在不小的内控问题。

事实上，这并非广州农商行高管的第一次落马。2019年8月，该行的原董事长王继康在辞任一个月之后接受调查，此后，广州农商行原业务总监陈千红、原行长助理吴海峰、原副行长彭志军先后在2020年落马，引发了该行管理层的大地震。

让人意外的是，此次落马的易雪飞曾经是王继康的下属，两人曾一起共事13年之久。在易雪飞任职行长之前，广州农商行的行长便是王继康，而在王继康就任董事长后，易雪飞便接任了行长的职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易雪飞是王继康的嫡系。而面对外界对易雪飞落马风波的疑惑和问询，广州农商行表示此为个人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易雪飞离任之后，直到去年11月邓晓云出任行长之前，广州农商银行行长之位曾有过一段9个月的空白期。在此期间，行长之位由该行的副行长林日鹏代为履行。然而根据相关规定，代为履职的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这意味着林日鹏代为履行的行为已经超期。

除了高层的动荡外，广州农商行在去年还收到3张，累计260万元的罚单，其中涉及罪名分别是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以及贷款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在今年的第一季度，该行同样因为贷款问题收到两张累计165万元罚单。此外，在黑猫投诉平台中也有投诉者就贷款催收问题对广州农商行提起过投诉。

不难看出，一连串的高层违纪违规以及合规性运营问题，让广州农商行的内控管理饱受质疑，除此之外，业绩端的困境也让这尊万亿级的农商行寸步难行，如今，广州农商行的“高质量发展赶考路”迷雾四漫，而“国内一流商业银行”的愿景似乎也遇到了瓶颈。如何在提升内管的同时优化业绩表现继续破浪前行，成为了新任行长邓晓云所带领的领导班子们亟待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