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革新是唐顺宗永贞年间，以二王八司马为首的改革派为打击宦官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革除政治积弊为目标的政治改革。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运一直在走下坡路。开元盛世经济过快发展引发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土地兼并，战乱频发导致的经济下滑、物价飞涨，地方藩镇势力割据不尊皇命，皇帝宠信宦官干政、内宫干政，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唐朝已是朝廷政事疲敝，宦官贪官横行，百姓民不聊生，国力财力枯竭。
因此，每一代的皇帝都知道唐朝需要改变，需要革新，但往往事与愿违。玄宗李隆基执政后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引爆了唐朝之前潜藏在水下的种种弊端；肃宗李亨、代宗李豫这两朝不是在平叛，就是在平叛的路上，连老巢长安都丢了两回。到了德宗李适这代，安史之乱是平定了，但藩镇割据的痼疾又摆在了眼前。急于求成的结果就是摁住葫芦起了瓢。受了一次挫折后就一蹶不振，从此也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宠信宦官干政，放纵藩镇自由。
等到顺宗李诵从老爹李适手里接过这副担子的时候，那是什么局面呢？怎么说呢，用担子来形容不甚贴切，应该是给留下了三座大山，凑齐了威胁皇权的三大利器。
第一，就是宦官专权。这种祸乱皇权根源的事在历朝历代没落的时候都屡见不鲜。唐朝这一脉要追溯宦官专权还得把板子打在玄宗李隆基的身上，毕竟高力士的大名如雷贯耳嘛；待到儿子唐肃宗李亨那可是得到极大地发展，宦官李辅国不但位居兵部尚书的要职，更是手里掌控着实打实的军队；还有宠信的鱼朝恩，打败仗甩锅小能手，郭子仪只能默默地吞下苦果。再到代宗李豫更是不用说了，皇位都是李辅国推上去的，虽然后续解决了李辅国，但也无法遏制宦官抬头的趋势。虽然德宗李适作为唐朝杀宦官最多的皇帝，但晚年也步入了前朝的后尘，甚至将京师禁军主力部队神策军都交给宦官掌握。
第二，就是藩镇割据。从安史之乱爆发开始，藩镇势力割据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肃宗李亨和代宗李豫忙着平定叛乱，也顾不上藩镇，这就给了藩镇极大地发展空间；等到德宗时期，再来着手面对时，发现藩镇势力已经尾大不掉，德宗急于下手更是导致泾原兵变，自己都被逼出了长安。
第三，就是朋党之争。党争是动摇国本的大事。要说在武后之前，统治阶级是由关陇集团、山东士族和士大夫阶段构成，武后当权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提拔了大批的寒门子弟，组成了北门学士，由此拉开了南方寒俊和北方士族的纷争开端。这种局面自然是愈演愈烈，等到了德宗末年，失去了朝政掌控力的李适，已经无力去调解斡旋双方的矛盾。
我们明白了事件的起因，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事件的主角，除了幕后老板李诵不提，还有二王八司马的主力改革小团体。
二王就是王叔文，王伾，这两个可是李诵还是东宫太子时的东宫侍读、翰林待诏，负责教导李诵琴棋书画。当然，时不时也会在太子面前谈论朝政利弊，深得李诵的赏识信任，是永贞革新的主要引领者和推动者。
八司马中比较著名要属柳宗元和他的好朋友刘禹锡了。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古文运动的推动者，擅作游记，其中《永州八记》最为出名。因为和王叔文的政见相同，就加入了二王的团体，成为了骨干。刘禹锡，人称诗豪，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篇，如《陋室铭》、《乌衣巷》等。刘禹锡既是柳宗元的好朋友，又和王叔文较好，所谓志向相投，自然也就成为二王团体的骨干成员。
一帮有着相同抱负的热血青年，就此在老板李诵的资助下开始对唐朝的大刀阔斧改革。
第一，罢宫市和五坊使，断宦官财路。所谓宫市，乃是唐德宗时期的传统，打着给皇宫内采办幌子的宦官在街市上公然抢劫的行为；五坊使就是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采买打的宦官，这帮人整到一起和畜生没啥区别，对百姓不是讹诈就是抢掠。
第二，打压宦官，抢夺宦官权力。这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部分内侍的俸钱；二是计划从宦官手里夺回神策军的兵权，但最终还未实行就革新失败，胎死腹中了。
第三，惩治贪官，澄清吏治。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贪官污吏自古以来就是国家的蛀虫，不遏制这种风气，国家离灭亡也不远了。
第四，取消进奉，杜绝不良之风。所谓进奉就是指德宗时期，节度使为了讨好皇帝，向皇帝进奉财物的行为，后来延伸至州刺史等官吏，又分为日进和月进两种。这种不良之风导致了贪官们对百姓无节制的索取压榨。
第五，抑制藩镇，回收兵权。藩镇割据是唐中期的痼疾所在，改革派希望收回藩镇的兵权，来抑制藩镇的发展。
我们看一下这改革派改革的内容会发现，这些以文人书生为主的改革集团缺乏职业官僚的政治敏锐性，改革未能找准自身定位和本质原因，更不能在改革中分清主次，四面树敌，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这也是永贞革新在历史中评价不高的原因。
究其改革失败的原因，应该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失去了皇帝的支持。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幕后老板撤资了，这还怎么玩。这里倒不是老板撤资，而是老板行将就木，不行了；第二，改革操之过急，动了太多人的蛋糕，四面树敌，最终被宦官联合藩镇势力逼宫，导致改革失败；第三，改革派没有兵权。这是我认为改革派失败的最重要因素，无论是宦官掌握的禁军，还是藩镇掌控的地方军队，对于改革派来说都是一把利剑。不掌控军权的改革那就是空中楼阁，水中明月，是不现实的；第四，以二王八司马为首的改革派自身结党营私、贪污舞弊，主力军都是些溜须拍马的投机分子，这根本成不了气候。
纵观整个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分析出，改革的两大重点，一是打压宦官，收回宦官的军权；二是抑制藩镇，收回地方的特权。
攘外必先安内。藩镇势力的割据已成气候，德宗即位初期对藩镇用兵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在自己没有足够力量的情况下，对于藩镇采取的策略应该是怀柔分化，远交近攻。比如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想要完全拥有剑南三川的土地，扩大地盘，你可以答应他嘛，但却不要给予明文诏书，反正现在西川和东川也是藩镇割据，不在自己手里，让他们自相残杀，坐收渔利不更好。但王叔文的做法是断然拒绝了韦皋的要求，还要斩杀韦皋的使者，这不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
所以动藩镇之前必须先联络各方力量打压宦官，收回掌控在宦官手里的禁军主力神策军。
这时候，就要充分利用敌我形势的复杂性和相对性，对宦官内部可以采取分化策略，拉拢一批打一批。坚决树立他们内部矛盾的尖锐性，以宦官这个唯利是图的群体来看，官位、财帛和军权都可以大开空头支票，想要取得就需要去动别的宦官的蛋糕。
对于外部要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力量。
无论是朝中的士大夫阶级还是南方寒门子弟，都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放下成见，内斗也得先解决了外敌。作为改革发起人的二王应当向文官集团许诺，改革成功后的利益分配，毕竟局限于自己小团体的力量是不足以动摇宦官的根本。
同时，要加大对禁军中将领的拉拢力度。不是每一个将军都愿意屈居在这帮没有水平的宦官之下的，对于那些有野心、有抱负的人士应该许以重诺。只有掌控了军队才能有主动权，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也得有兵权，否则在这些宦海沉浮的大佬眼里，那就是过家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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