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军长，刘少奇任政委，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由于邓子恢长期在安徽工作，他的政治部主任一职由饶漱石代理。

饶漱石

1942年3月，中央命令刘少奇返回延安筹备党的“七大”，并让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的职务。刘少奇在离开华中前，专门叮嘱华中局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说：“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刘少奇离开华中后，饶漱石深知自己资历浅，缺乏党政军全面的领导经验，不敢一上任就夸夸其谈，他不得不经常向陈毅请教。陈毅性情耿直，不仅毫无保留地向饶漱石传授经验，对他所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一番善意的批评。饶漱石表面上虚心接受，心中却很不服气，他见到陈毅以独有的人格魅力团结了新四军的绝大部分干部，更是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之心，他决定“打倒”陈毅。

1943年秋，华中局的整风学习进入到了高级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饶漱石认为这是一个排挤陈毅的好机会，他知道陈毅在1929年主持红四军“七大”时，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的历史，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一些干部谈过这件事，这件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他便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攻击陈毅。华中局的许多干部都受到了饶漱石的蒙蔽，陈毅被孤立了起来。

陈毅和饶漱石、谭震林

这年10月，饶漱石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封电报为了挑拨毛泽东、刘少奇与陈毅的关系，歪曲和捏造了一系列事实，电报的结尾还说：

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为了缓解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马上给陈毅发电，让他来延安参加“七大”。

1944年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并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见。陈毅刚准备倾诉自己的委屈，毛泽东就给他浇了盆冷水：“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陈毅和毛泽东、刘少奇在延安

毛泽东笑着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虽然如此，陈毅仍然感到很苦闷。4月9日，毛泽东又给陈毅写了一封信进行劝导，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4月10日，毛泽东又去找陈毅面谈，他劝陈毅说：

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说：“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陈毅

这年12月，陈毅在想通了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毛泽东收到陈毅的信，非常高兴，他马上给陈毅回信说：

陈毅同志，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

1953年12月，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被揭露后，中央通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来北京议事。陈毅到北京后，毛泽东找他谈话，此次谈话主要是关于1949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

饶漱石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区都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认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也应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担任，陈毅觉得自己既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工作够忙了，便推辞说这个职位让饶漱石当，毛泽东便要求华东局讨论此事。没想到饶漱石根本没有在华东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就直接以华东局的名义上报中央，建议由他自己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后来饶漱石进京后，毛泽东专门问起了此事，饶漱石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

此次毛泽东约陈毅谈话，就是为了告诫他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毛泽东还说：“就这件事而言，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毛泽东和陈毅

不久以后，陈毅要回上海了，临行前，毛泽东对他说了两句话：“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毛泽东在“高饶事件”被彻底查清后向陈毅说这两句话，含义是深远的。